新冠疫情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威胁，中国凭传统医学智慧做表率
人类健康共同体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当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广泛蔓延，对全球人民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进一步波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个领域。若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人类的健康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社会经济活动也将受阻，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空前的挑战。我国迅速且坚定地控制了国内的疫情局势，同时慷慨地与世界分享了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宝贵经验，为全球健康共同体的建设树立了榜样。这些经验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医学智慧。
中华传统医学这一概念涵盖了道医学与中医学，它是中华民族在养生与治疗疾病方面所积累的丰富智慧与经验的集合体。历史因素使得过往对传统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领域，然而近年以来，道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2017年起，海南玉蟾宫便持续举办了三届“道以导心，德以得体”的中国南宗道教养生体验交流盛会。与此同时，众多与医学相关的文献资料亟需被挖掘、整理及深入研究，道医研究因而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在此，我以道医和中医共有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为证，详细解释了《内经》中关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身体与国家同构”的人体观念、“形体与精神相辅相成”的健康观念以及“形体与精神共同调理”的治疗观念等道学理念。
我国传统医学在汉代之前就已发展成熟，其医学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尽管大部分医著在历史的洪流中遗失，然而仅存的《黄帝内经》却奇迹般地成为了后世医学的基石，这一事实也充分展现了西汉以前我国传统医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
古时的医者与今日各位同属文人雅士，均为热衷于谈论之人，他们既谈医术亦论道义，提倡医学与道相融，以道来统领医学，将医学提升为一门具有文化内涵的技艺，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底蕴。《黄帝内经》便是基于“道生观”的立论，大量运用了“道”的概念。全书共出现“道”字269次，尽管这些“道”字的内涵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均未偏离“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一核心思想。
审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可以发现医学与道学有着共同的根源和血脉，二者均源自于自然规律。传统医学作为一种明显的医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其阐述基于道学的阴阳、五行、形神、气血等核心理论，因此有“岐黄之术源于道”的说法。因此，《黄帝内经》这部经典著作中充满了道学的深刻思想。
一、 “天人相应”的宇宙观
“天”与“人”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探讨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黄帝内经》对“天”与“人”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其关于天道的观念和宇宙论的思考。
《内经》中对“天”字的阐释颇为丰富，它既涵盖了天空、天时以及自然界等概念，还进一步扩展到了自然状态和事物本源的形象。其根本含义主要是指那些不受人类意志左右、不受主观意愿影响的客观实在，它代表了持续运动和变化的物质世界。
《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提到：“浩瀚无垠的太虚，是化元之始，万物由此萌生，五行终而复始，真灵之气遍布，统摄坤元之理。九星高悬，七曜轮转，阴阳分明，刚柔各异，幽明各有其位，寒暑交替。生生不息，万物各显其态。”其中所说的“太虚”，即是指那广阔无边的“天”。
《内经》这部医学巨著，其研究对象聚焦于人类自身，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探讨人学的基础问题。《内经》在阐述人的起源与形成之理时，借鉴了《周易》和《庄子》中的哲学观点，提出人乃天地间阴阳之气相互交融的产物。
《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到：“天覆地载，万物俱备，人最为尊贵。人因天地之气而诞生，依循四时之规律而成长。”“人出生在地面，生命则受制于天，天地之气相合，便形成了人类。”这表明，拥有生命的个体，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互感应的结晶。《灵枢•本神》亦云：“天赋予我的，是德；地赋予我的，是气。德与气相交融，便孕育了生命。”这同样凸显了人类作为天地间阴阳之气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产物，蕴含着自然造化的力量与能量，生命则是天地交合、星辰更替、日月轮回、宇宙生命力的结晶。
《内经》在天人关系方面提倡“天人相应”的观点，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载：“人应天地，合乎四时，参与天地之理。”而《灵枢•岁露论》亦提到：“人与天地相合，与日月相呼应。”此外，《素问•脉要精微论》亦强调：“人与天地同构。”
《内经》所倡导的“天人相应”理念，主要表现在其将人体与宇宙万物的形态结构视为彼此相似。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述：“自古以来，与天相通的，生命之根本，源于阴阳。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域，其气息遍布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无不与天时相通。”人的生命活动与宇宙运行法则紧密相连，天地四季的气象变动，既直接又间接地调控着人体生理和心理的节奏，还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当苍天之气保持清静时，人的意志和情感便能得到调理；顺应其变化，体内的阳气就能稳固。即便有邪气侵扰，也无法对人身造成伤害。因此，圣人能够调养精神，顺应自然之气，通达天地之灵明。”若失去平衡，内则封闭九窍，外则阻塞肌肉，卫气消散，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伤害。”这便是顺应自然、与天地之气相合，人若能保持虚无清静、内心专注、调养气息、顺应自然之气，便能内外协调、神明通达，反之，若违背自然、失去清静，则会导致气血逆行、真气受损，从而引发疾病。因此，《灵枢•本神》中提到：“智者养生之道，需顺应四季变化，适应寒暑更迭，保持情绪平和，安于居住之地，调节阴阳平衡，刚柔相济，如此一来，邪气便无法侵袭，得以延年益寿，长久视之。”
不仅如此，在道家传统中存在“北斗注死”的论断，这一观点同样映射了天地合一、相互呼应的哲学理念。众所周知，北斗星群实际上由九颗星辰组成，包括天枢（贪狼星）、天璇（巨门星）、天玑（禄存星）、天权（文曲星）、玉衡（廉贞星）、开阳（武曲星）、摇光（破军星），以及洞明星和隐元星。其中，前七颗星是肉眼可见的，而洞明星和隐元星则隐匿于天际，呈现“七现二隐”的神秘景象。北斗九星与人体的九个重要部位相呼应，其中人们熟知的七窍包括双眼、双耳、双鼻孔以及一口，而剩余的两个部位则是尿道与肛门。古人所言“人死九窍不通”，意指人在生命终结后，这九个通道均失去了畅通。鉴于北斗九星与人体九窍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人们便有了“北斗预示死亡”的说法。
此外，传统医学强调养生应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古人是如何识别时空变化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呢？答案在于北斗七星。在夜晚，当缺乏指南针时，人们便借助那七颗明亮的星星来确定方向，正如图中所示。同时，考虑到北斗七星在一年四季中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所以民间习惯根据这一现象来辨识季节：当斗柄指向东方，就意味着春天遍布天下；若斗柄指向南方，则标志着夏天遍及各地；当斗柄转向西方，便预示着秋天的到来，遍及整个世界；而斗柄指向北方，则宣告了冬天的降临，覆盖了整个天下。
《内经》将天地万物、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客观规律以及养生治病的方法统称为“道”，诸如“天地之道”、“阴阳之道”、“经脉之道”、“养生之道”、“诊道”、“治道”等。它还认为“道”的宏大，可与天地相媲美，与四海相匹配。此外，《内经》还将“道”归纳为“一”，不断强调“道在于一”，并指出防治疾病应当与天地保持一致。通过领悟“一”的精髓，可以洞察生死。这与道学里的黄老理念相吻合，正如《道德经》第三十九章所载：“天因得‘一’而清明，地因得‘一’而宁静，神因得‘一’而灵通，山谷因得‘一’而丰盈，万物因得‘一’而生长……”这充分体现了天地间所有事物都遵循一个根本法则，即“道”，亦即“一”。
二、 “身国一理”的人体观
《道德经》第十三章有云：“将自身视为天下之重，若能如此，则天下可托付；将自身爱惜如天下，若能如此，则天下可托付。”此“以身为天下”之理念，实则将人的身体与“天下”视为一体，视为一理，进而将修身与治国相融合。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这部汉代道家经典，继承了《道德经》中整体医学思想的精髓，明确指出：“关注养生的人重视气息，便能保全身体；治理国家的人关爱民众，国家便能安定。”又言：“若以道治理国家，国家将繁荣昌盛，民众将安居乐业；若以道养生，寿命自然得以延长。”由此可知，古代的圣贤将养生与治国视为相通的哲理。
《黄帝内经》深刻阐述了治身与治国相通的道理。正如《灵枢•师传》所言：“……在上治理民众，在下调理自身，使百姓免于疾病。上下和睦，恩泽遍布。子孙得以无忧无虑，传承于后世。”“无论是治理民众还是自我修养，无论是治理外部还是处理内部，无论是处理小事还是大事，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家庭，没有违背这一原则而能成功治理的。”
《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对人体五脏六腑进行了国家职能官位的比喻，其中提到：“心脏，乃君主之位，神明由此而生。肺脏，如同辅佐之官，治理节度由此而生。肝脏，犹如将军之职，谋略由此而生。胆脏，为公正之官，决断由此而生。……这十二官，不可有所缺失。因此，君主明智则百姓安宁，依此养生则长寿，离世无患，治理天下则繁荣昌盛。”君主若不明智，则十二官职将陷入危机，导致政令无法畅通，国家形态将遭受严重损害，如此养生只会招致祸患，若以此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将面临极大危险。
《云笈七籤》卷二十九的道家养生秘籍提到，人身如同国家，胸腹之位如同宫室，四肢之列如同郊境，骨节之分如同百官。神明如同君主，血液如同臣子，气息如同百姓。若能懂得调理自身，便能懂得治理国家。关爱百姓，国家方能安宁；珍惜气息，身体才能保全。百姓离散，国家将亡；气息耗尽，生命将终。这便意味着，国家的君主如同人的灵魂，而百姓则如同人的肉体，若治理国家能够如同调养身体一般，身心皆得和谐，那么国君与民众将共享欢乐，整个国家将迎来安宁与和谐。
由此可见，这种将个人视为国家、国家与个人相互象征、个人与国家理念一致、国家与个人治理同步的法则，不仅反映了道家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医学的整体观念。
三、 “形与神俱”的健康观
《道德经》中老子提倡“清静无为”和“少私寡欲”，追求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同样强调“虚静恬淡，抱神以静”。《内经》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提出了“恬淡虚无，真气随之，精神内守”的观点，主张“嗜欲不使目力劳累，淫邪不使心灵迷惑”，“外不使身体因事务而劳累，内无思想上的困扰”。致力于追求愉悦，将自我满足视为成就，便能保持身体强健，精神饱满，“形神合一”地享受长寿，达到百岁高龄。
“形”与“神”的议题，作为我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医家与道家对此持有共识，均认同“形”与“神”构成了生命存在的基础。“形”涵盖了形体、脏腑、组织以及器官等，是生命活动的依托所在；“神”则涵盖了心理与生理机能，代表了智慧的生命运动形式，是生命活动的核心驱动力。人的生命本质上是“形”与“神”的有机结合。“神”不能离开“形”独立存在，“形”若失去“神”的依托，便只剩下空壳。关于形神之间的关系，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曾作出深刻的总结，他言道：“形体是神的外在表现，神是形的功能所在；没有神，形体便无法活跃，没有形体，神也就失去了依托。”由此可见，只有形体与神志相辅相成，形神之间达到和谐统一，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健康状态。若出现形神失谐的情况，便是疾病发作的信号；一旦形体与精神相分离，便预示着生命的终结。
道家普遍持有“人之生命源自于神，依托于形”的观点，正如汉代道教著作《太平经》中反复强调的形神和谐：“人体内有一身，精神和形体应始终相融合。形体掌管生死，精神则主宰生命。二者常相合则吉祥，分离则凶险。……若能保持和谐，便能长久存在。”晋代著名道医葛洪亦言：“形体与精神相互守护，无人能够伤害。”
由此不难发现，在“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和健康理念上，医、道两派均持有相同的见解。
四、 “形神并调”的治疗观
道医学倡导身心同调，综合治疗。在形体治疗上，主要体现在疾病预防和治疗过程中，擅长运用中医的草药汤剂、各种丸散膏丹以及针灸等方法，这与中医学的理论基本一致。至于精神治疗，则涵盖了道、德、符咒、占卜、签卦、咒语、斋戒、祭祀和祈祷等多个方面。
此外，道医学在养生领域独树一帜，涵盖了诸如导引术、吐纳法、调息运气技巧、服食丹药、辟谷养生、内丹修炼以及房中术等多种方法。葛洪曾强调，养生之要在于养神，只有神气充沛，形体方能健康。
《黄帝内经》极为推崇形神并重的治疗方法，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所述：“首先注重调治精神，其次关注养生之道，再者是辨别真伪的毒药，接着是掌握砭石的大小使用，最后是了解脏腑气血的诊断方法。这五种方法并行不悖，各有其首要之处。”在解释“治神”和“养身”这两个概念时，杨上善进一步阐述道：“魂、神、魄、意、志，其中以神为核心，因此统称为神。”因此，故旧之人无悲伤之情，内心安定则灵魂不受伤害，肝脏得以健康，……无恐惧忧虑之扰则精神不受损害，心脏得以安宁，……无忧愁困扰则意志不受伤害，脾胃得以无恙，……无极乐之极则魄力不受损害，肺部得以无疾，……无过度的愤怒则意志不受伤害，肾脏得以无病，……如此五者皆不生于心，则神志清明，五神各安于其位，则寿命可期长远。”另外，他还说：“饮食男女之事，需适度节制，面对风寒暑湿等气候变化，需适时调养，……这便是内在的养生之道。”以慈悲之心关爱他人，与尘世纷扰保持和谐而不留痕迹，……这便是外在养护身体的方法。当内外养护都十分完备时，便能自然而然地获得长久之生，无需刻意追求长寿。然而，《内经》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中现存最古老的医学典籍，对于“形治”这一方面尤为看重并加以强调，无论是运用药物治疗，还是采用针灸、砭石、吐纳、导引等方法，其核心都是调理气息，以治疗身体。针对某些涉及精神情绪的疾病，比如那些由猜疑多虑、幻觉妄想、恐惧困惑、情感偏激或愿望无法实现等因素引起的病症，以及由轻微心理问题引发的病症，《内经》中记载了诸如“移精变气”等治疗方法，这属于“神治”范畴。正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述：“古时候的人们生活在禽兽之间，他们的行为是为了躲避寒冷，而在阴暗处居住是为了避免暑热。他们内心没有牵挂的负担，外面没有追求官职的形态。”在这个宁静的世界里，邪恶势力无法渗透。因此，毒药无法治愈其内在的疾病，针灸也无法治疗其外部的伤痛，所以只需转移其精神，改变其气息，通过祈祷和咒语即可。”
所谓“祝”即是告知，“由”则是指导致生病的根源。“祝由”这一方法，就是通过讲述发病的缘由，来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无需使用毒药，无需动用针灸和砭石，便能够调整患者的气息，进而治愈疾病。
《灵枢•贼风》中记载：“那些仅通过祝由术进行治疗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岐伯回答说：早期的巫医，因为他们懂得各种疾病的克星，能够预先知晓疾病产生的根源，所以只需进行祝由即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祝由”这种治疗方法，不仅要求施术者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而且在手术前必须充分了解病人发病的原因，这样才能选用正确的治疗方法来对抗疾病。若采用情感胜过情感的方式，通过劝导开导、顺应情感需求、心理暗示等手段，可以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调整其情绪，平衡其体内气息，进而使患者身心达到和谐统一，促使疾病得以痊愈。
陆文荣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一职，同时亦为海南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并执掌海南玉蟾宫。
姚春鹏负责翻译并注释了《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该作品由北京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属于上册内容，具体位于第527页。在后续引用该书时，将遵循相同的版本。
《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部分，位于第二十五篇《宝命全形论》，该篇内容收录在上册中，具体位置在第230页。
《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部分，位于第二十五篇《宝命全形论》，该篇章的文本位于上册的第231页。
姚春鹏负责翻译并注释了《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第八》，该作品由北京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为下册内容，具体位于第934页。在后续引用该书时，将遵循相同的版本。
《黄帝内经•灵枢•刺节真邪第七十五》，下册，第1395页。
《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第七十九》，下册，第1446页。
《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上册，第151页。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上册，第33页。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上册，第34页。
《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第八》，下册，第935页。
《黄帝内经•素问•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上册，第779页。
《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上册，第151页。
楼宇烈对《老子道德经注》进行了校释，该著作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具体页码为第109页。在引用此书时，所采用的版本与上述版本一致。
《老子道德经注》（十三章），第32页。
王卡负责校对，《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十章内容，出版于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具体页码为第35页。在引用此书时，所采用的版本与上述相同。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三十五章），第140页。
《黄帝内经•灵枢•师传第二十九》，下册，第1104页。
《黄帝内经•灵枢•师传第二十九》，下册，第1104页。
《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部分，《灵兰秘典论篇》第八章，位于上册的第86至87页。
李永晟负责校对《云笈七簏》一书的第二册，具体内容见于北京中华书局于2003年出版的版本，页码为656页。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上册，第19页。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上册，第19页。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上册，第25页。
张介宾所著，《张景岳医学全书》中的《类经·针刺类》一卷，收录于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版本，具体页码为第363页。
王明所著《太平经合校》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60年出版，其中下册内容，详见第716页。
王明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校释》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具体内容可参考该书第244页。
《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部分，位于第二十五篇《宝命全形论》，具体查阅内容请见上册第233页。
杨上善负责注释：《黄帝内经太素》一书的第十九卷《知针石》部分，该版本为1957年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采用的是影印形式，具体内容可查阅第124页。
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卷十九《知针石》，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本），第124页。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上册，第121页。
《黄帝内经•灵枢•贼风第五十八》，下册，第1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