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虽未专论中风，但见解独到，影响深远
《黄帝内经》堪称中国医学的奠基之作，位列传统医学四大名著之中，被历代医者奉为圭臬，这部典籍不仅汇集了跨领域的医学知识，也沉淀了丰厚的哲学理念，但鉴于其文字古奥晦涩，解读起来颇为吃力，时至今日，研习这门学问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如今所谓“中风”，通常表现为突然昏倒、失去知觉、口眼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便、言语不清，或者没有昏倒但仅有口舌歪斜和肢体活动障碍等典型症状，这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关于中风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虽然书中没有专门篇章论述，但相关内容分散在各个篇章里，对中风病症的描述相当完整。
中风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的《素问·风论》篇，其中提到饮酒后感受风邪会导致漏风，性交后汗出感受风邪会引发内风，刚洗完头感受风邪会出现首风，长期风邪侵袭则可能引起肠风和飧泄。但此处所说的中风均指外感性疾病，与现今医学中的中风病名虽然字面相同，实际内涵却完全不同。由于中风这种疾病具有多样的病因、临床表现以及疾病进程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医学理论下，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命名方式。
根据病因来称呼，昏迷的情况有仆倒、昏厥、薄厥等说法，《素问·调经论》提到“血液与气机，一同涌向上焦，就会引发昏厥”，“昏厥的症状，就是突然倒下，失去知觉；按照病症表现来命名，对于半身活动不便，有偏废、偏中、身体一侧无法动弹等叫法，“风中五脏六腑的穴位……就会导致偏中”，“偏废，身体一侧无法活动并且疼痛”，“偏废”就是半身不遂或一侧肢体麻木；对于说话不清楚，有痱症、失声等，“痱症的表现，身体没有疼痛，四肢无法活动，神志混乱不严重，说话声音微弱，这种情况可以治疗；严重时无法言语，无法治疗”，“人中部位出现失声，是阳气亢盛已经衰败，所以导致失声”，“失声”就是说话含糊不清或不能说话。
因此，前述病症的描述大体上和当前医学界对中风的认识相吻合。张锡纯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明确表示：内中风这种症状在《内经》里已有记载，但《内经》并未将其称作内中风，也未称之为脑充血，而是实际归类为煎厥、大厥、薄厥，这种分类方式跟现代医学的认识比较接近。清代张山雷于《中风斠诠》亦言明：煎厥、薄厥、大厥之病症，大体相仿，皆为骤然昏沉之中风之症。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亦阐明：风邪所致之疾患，常表现为半身活动受限，或仅单臂无法正常活动，此乃痹症之征象。脉搏细弱且跳动快，是中风引起的，表现为身体一侧活动不便，感觉皮肤麻木，意识模糊，说话困难，口角流涎等，这些症状和现代中风病的症状一致，因此创立了中风这个病名，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现在。
中风症的主要诱因是外部邪气入侵，同时体内元气不足。古籍《灵枢·九宫八风》中提到，风从西北方向吹来时，称为折风，这种风会伤害人体。如果一个人体质虚弱、年龄偏大或本身就有风病，又恰好被这种邪风侵袭，就会导致突然昏倒、半身不遂的情况发生。《灵枢·刺节真邪》有言：病邪侵袭身体一侧，若深入体内，便会潜伏于营卫之中，当营卫功能逐渐减弱，正气就会流失，邪气便独自残留，从而引发半身不遂的症状，这进一步阐释了此类病理状况的产生，往往源于营卫气血的衰弱以及络脉的空虚，风邪便趁虚而入，滞留于肌肉与皮肤之间，在四肢的经络中游走，再由经络向脏腑蔓延而引发疾病。也就是说，那些从风中侵袭人体五脏六腑的穴位，就会导致脏腑受风，如果各自侵入相应的通道，就会引发半身不遂的症状。由此可见，致病的风邪和虚邪虽然都是从汗毛孔侵入皮肤，但性质各异，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
《黄帝内经》提到病机十九条，指出各种风证导致的肢体摇曳和头晕，都与肝脏有关，而《灵枢·本神》也提到，肝气不足时人容易恐惧，气机郁滞时人则容易发怒。《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又记载，木气郁结发作时，会出现耳鸣和眩晕，眼睛看东西模糊，人容易突然昏倒。情绪波动对肝脏伤害很大，容易诱发中风。《素问·生气通天论》也说明，阳气过于亢盛，如果大怒，就会导致形体气机断绝，血液瘀积在头部，使人昏厥。筋络受损，即便，也难以承受；汗液外泄而偏于局部，使人肢体偏废。张锡纯对这段经典阐释为：明白这是肝风内动，引发脑部充血所致。所谓薄厥，是指脑内郁积的血液，冲击脑部而造成昏倒。人体阳气因极度愤怒而逆乱，气血皆上冲，致使形体气息衰竭，肝脏无法藏血，四肢逆冷，郁结于头顶神明之处，使人昏厥。王冰解释说：人的身体如果经常偏向一侧出汗且湿润不干，时间长了会导致那一侧肢体枯萎，甚至出现半身不遂的情况。出汗不均匀，身体内的气血就会变得干燥，失去顺畅运行的状态，严重时还会造成一侧肢体活动受阻，经络得不到滋养，最终引发半身不遂的症状。
《素问·通评虚实论》有载，诸如“萎弱”“偏废”“气壅作逆”这类症状，追根溯源都与饮食不当脱不了干系，凡是调理“消渴”“仆倒”“偏瘫”“萎弱”“气壅作逆”等症，若是涉及甘美厚腻之食，或是权贵之人，便属于膏粱之病所致。张山雷在其著作《中风斠诠》里说明：古代典籍《素问》里提到仆击和偏枯这类病，说富贵之人多患有膏粱之疾，其实说的都是痰湿壅塞，只是没有明说，原本就不是中风，然而痰湿会导致内热，内热又会引发内风，痰和热都属于实证，刘完素重视火，朱震亨重视痰，他们都是从痰热壅塞的角度来分析，都非常切合病情。肥胖使人身体发热，过甜的食物使人肚子胀满，过多摄入肥甘食物或饮食不规律，会导致脾胃功能减弱，积聚湿气产生痰液；又因为痰湿体质的人皮肤毛孔紧密，气机运行不畅，这种体质容易造成经脉阻塞，气血运行受阻，郁结而化生热邪，热势过盛会引发风动，气血随之紊乱，痰湿阻滞经络蒙蔽清窍，就出现中风的症状。这与临床上中风病高发人群的表现大体一致。
身体内部阴阳两亏，气血运行受阻，无法均匀分布全身，可能会引发中风症状。《素问·大奇论篇》中提到“肾气壅滞，足部以下至腹部胀满，小腿肌肉出现大小不一，大腿肌肉肿胀，行走困难，一侧肢体无力……胃部脉搏沉而有力，胃外部脉搏跳动幅度大，心脏脉搏细小而紧张，这些都是导致半身不遂的原因”。肾脏功能受阻，导致经络中血液循环不顺畅，四肢得不到滋养，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小腿粗细不均的症状；心脏是生命之火的中心，负责生成血液和血管，因为生命之火衰弱，阴寒之气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心脉会变得僵硬拘紧……这样就不能将气息输送到下丹田，导致宗气涣散，如果气息不能均匀地分布到经脉中，就会出现半身不遂的情况。而胃是食物消化的源头，胃气虚弱，身体必然缺乏营养而无法正常活动。《素问·脉解篇》还提到：“内在精气被耗损导致昏厥，就会变成失语和瘫痪，这是肾虚的表现。”少阴经气不足，就会导致四肢冰冷。这揭示了中风病与肾脏功能衰退之间的联系，患者会出现双腿无法活动、说话含糊不清的症状。刘河间根据这一理论，发明了地黄饮子方剂，通过滋阴助阳来巩固肾精，同时化痰降浊以缓解当前症状，这一方法后来被广泛用于治疗肾精亏损引起的脑萎缩、脑梗死或局部脑炎引发的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等病症。
《黄帝内经》关于中风病的治疗方法，更侧重于针灸而较少涉及药物。《灵枢书中的热病篇章提到：一侧肢体偏废，身体一侧活动不便且疼痛，语言没有障碍，神志也清楚，病邪停留在体表与内部之间，需要用粗大的针来治疗，补益亏损的部位，减少多余的邪气，这样病人才可能恢复。痱子这种病症……病邪先从阳经开始，后来侵入阴经，治疗时先取阳经，再取阴经，在体表浅层施针。《素问·调经论》有言：血气交汇，病状随之显现，施治时需针对经脉，从营分取血，从卫分取气，针对实证，当气盛时方可进针，针与气一同深入，以开启通路，此谓追而取之。《灵枢·刺节真邪篇》记述：需泻除有余，补充不足，使阴阳恢复平衡，如此运用针刺，疗效胜过解开心结。该书还指出治疗痿症应专取阳明经的针刺穴位。运用平衡阴阳，填补虚弱，区分表里，调节气与血的通用方法，采用补充，减损，均衡补充均衡减损以及表里并解的多种针刺技巧，实现从阴引导阳，从阳引导阴，以左侧调节右侧，以右侧调节左侧的目标，促使气血顺畅运行，身体各部位得到滋养。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治疗药物，但这一论述为后代配伍处方提供了依据和指引。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有言：智者不治疗已显现的病患，而是处理在萌芽状态的问题，不处置已出现的混乱，而是防止潜在的动乱，所谓“未病”就是指病症尚未发生、尚未加剧、尚未蔓延、病愈后再次发作的情况。要在疾病形成之前就加以防范，通过保养身心、调整生活方式等手段，避免疾病的发生。依照《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述，需效法阴阳之道，遵循术数之法，饮食要节制，作息要规律，避免过度劳累；要躲避虚邪贼风，适时防范；保持心境淡泊，无杂念，真气自然随之，精神内守；做到心神安宁，减少欲望，不为恐惧所扰，身体虽劳累却不感疲惫；应当喜爱食物，随意穿着，乐于风俗。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针对中风病症的特殊预防措施，不过遵循自然规律，“春夏时节注重养阳，秋冬季节侧重养阴”，在户外要避开虚邪贼风，在体内要调整精神状态，这种养生理念广泛适用，能够实现“阴气平和阳气固密，精神才能调养得当”，“形体与精神相互协调”，从而自然地远离中风诱因，避免发病。
提前预防疾病，在生病之后，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病情恶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到：外来的邪气侵袭人体，病情发展非常迅速，就像狂风暴雨一样。因此，擅长治疗的人先从体表入手，其次处理肌肉，再次是筋脉，然后是六腑，最后才涉及五脏。如果等到五脏受损时治疗，结果往往是生存希望渺茫，死亡风险极高。必须了解疾病的发展特点，及时干预，阻止其蔓延，这样才能在关键节点上稳定病情。预防疾病的理论，其养生准则和做法对中风病症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当前开展中的“贺氏三通法”针对脑梗死发作阶段生活能力作用的效果分析，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观念。
整体而言，《黄帝内经》对中风病症的名称、发病的起因和机理、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以及预防和控制措施都进行了阐述，虽然其论述不够系统，相关的概念也不够清晰，不过该书关于中风的理念，持续对后来的医学家产生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理论探索和医疗活动，并成为后代医生治疗中风的理论基础。
这位医生在北京中医医院内蒙古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职务，同时也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民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