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鼻祖皇甫谧与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和皇甫谧
出生于215年至282年的皇甫谧，幼时名字为静，字是士安，给自己取号叫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也就是如今甘肃省灵台县出生的他，随后迁居到新安即现在河南新安县，身为三国西晋时期的学者、医学家以及史学家，还是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的他，一生把著述当作事业，之后患上风痹疾，却依旧手不放下书卷，他所著的《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首部针灸学专著，除此以外，他还编纂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籍，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声誉。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被誉为“针灸鼻祖”。
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即最早把针灸学理论跟腧穴学相结合的著作是《针灸甲乙经》，而它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于魏甘露四年（259年）编撰了它，它原本共10卷，南北朝时期变成了12卷本，该书是把《素问》《针经》（也就是《灵枢》的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这三书中有关针灸学的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的，原书依据天干编次，因内容主要论述医学理论以及针灸的方法技术，所以命名为《针灸甲乙经》。把《针灸甲乙经》三本书里有关针灸的内容编成一本书，原因在于，针灸内容在《内经》里比较零散，皇甫谧首次予以整理，使其更具系统性，内容更集中，这是对《黄帝内经》这部书的进一步弘扬光大。
1964年，张灿玾和徐国仟等人接受命令去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前往北方的天津、北京，去查阅各种版本以及相关资料，并且阅读了许多文史哲方面有关的著作，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先生深刻体会到中医古籍整理也就是文献研究，对于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拥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针灸甲乙经》的机缘
关于《甲乙经》这件事，要分作两步来进行，第一步是在1954年，那时天津有一位老先生，在国家开展十年规划之际，他提出把中医古籍整理列入国家十年规划之中，当时列入的七本中医古书，有《素问》，有《灵枢》，有《针灸甲乙经》，有《脉经》，有《难经》等等，之后国家就应承了他的提议。
实际上，我原本从事的是方药研究，是跟随我的祖父与父亲进行学习探索的，在为患者看病之际，对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五官科的各类病症，我都会予以诊治，直至如今我仍旧是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在那个特定时期，依据吕炳奎老先生所提出的建议，本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推动中医学院的建设工作，然而却面临着师资极度匮乏的状况，很多老先生并不具备相应的在课堂之上进行授课的能力。在1958年的时候，我便前往南京进行了整一年的进修学习，其目的便在于掌握如何进行课程讲授以及如何进行备课等相关技能。那时，南京中医药大学尚不过是一所中医进修学校，我们八人乃是省里推选至南京进修的，而后返回山东，山东中医学院便兴办起来了，我们全都留在学院担任教师，如此便从一名临床大夫转变为在大学里当教师。
当了老师之后，讲课的时长增多，上临床的时长减少了。那时我已然拥有十年临床经验，故而任何病症我都能够诊断，于是安排我前往伤寒温病教研室，我既可以讲授《伤寒论》又能够讲授《温病》。恰好1964年，这一年未给我安排授课任务，我提出要去往传染病院，由于传染病与温病的关联较为紧密，我想到那儿去接触一些病症，或许讲课会更出色些，对我自身而言也是一种锻炼。在传染病医院，各种各样的病都见识到了，忙碌了好长一段时间。在这个特定时期，学校忽然给了我一则通知，等另一边工作完结之后，要求我行回去接受一项有关《甲乙经》的整理研究工作，此乃国家十年规划里的项目，那时南京中医学院是牵头负责的单位，其与各个单位协商妥当，研究该业务怎样去落实，随后山东便承接了这项任务。
那会儿即刻就安排了好些对针灸存有研究的老先生，还有退下来的在中医学问范畴权威性颇高的老先生，去做这个事儿。不过要求三个月要拿出一份样稿来，给大伙一同来审阅，瞧瞧符不符合整理的要求，结果这些老先生看病皆是能手，但到整理古书之际就不得要领。随后叫我跟我们伤寒教研室的一位医生，去协助完成这个任务。如此我从传染病医院调回来之后，便开始接触这个文献。
中医在清朝时，乾嘉学派兴起后，从考据学角度，一些经典著作被重新整理，并非以往老先生的观点，而是新观念，是站在特定角度去整理医学。然而咱们过去中医界老先生们只管看病，没在这方面下功夫。清代乾嘉派下功夫重新整理了，可中医没跟上，仍用老观点看待中医哲学，从理论上也难以提升。
清朝时期，有一个学术流派，这个学派叫做乾嘉学派，该学派凭借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考据而闻名，因为这个学派在乾隆以及嘉庆两朝时达到鼎盛状态，所以才被称作乾嘉学派。
因此可以这样讲，不论去钻研哪一项学科，学习始终处于前行的路途当中，不存在终点，也不存在顶峰之分。后来之人定然是依托于前人的基础之上，持续不断地朝着前进，学问未曾有停顿之处而，任何人均别使自己树立起一种观念即为自身缺失可供学习利用这一情况。故而必须终身不懈努力学习，终身保持进步态势，先前打下的基础，才使我摸索到了些许研习的要领。
文献学是研究中医古籍的基础
《甲乙经》极为深奥，极难理解。文献属于一个学科，你若不懂文献，根本无法入门，不知从何处着手，会觉得十分面生，难度极大。刚接触之时，对于版本学、训诂学、音韵学、校雠学、辨伪学，全然不懂，然而因接受了此任务，我便大量寻觅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去请教，方法相同，故而我就尽全力去寻找这方面的书籍来研读。
那时我们便设计了一种模式，打算依照此计划行事。首先务必将书的版本弄清晰，看看《甲乙经》当下有几种版本。找一本作为底本基础，接着依据不同版本，把其中的错字改正，将多余的字去除。
比如说，某一个字，在这样的语言环境当中，究竟以怎样的一种讲述方式才更为恰当，再说那避讳字，历代皇帝名字中的字，后人是坚决不可以再次使用的，就像玄参这一味药，之前它被称作元参，在唐代、宋代的时候就进行过修改，之后呢又改回原本的样子，到了清朝的时候，康熙皇上名为玄烨，此地的这个玄字可再度成为禁止使用的状态。医书里面也是一个样的情形，其中只要出现了皇帝的名字，从极为早期的先秦时期一直发展到满清之际，这么多的皇帝存在着诸多需要避讳的字不能予以使用。如今已无需像过去那般心存顾虑而不敢使用，再把它改回到原来的称呼，然而你必须要清楚知晓这个避讳方面的情况，具备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准确识别。
宋代始祖名玄朗，故讳“玄”
还有一些字是现在不常用的，理解起来颇为困难，依照训诂学，用我们通用的语言将这句话阐释出来。还有具有典故性的事物，这是依据什么什么典故，演变成了这样子的一句话，这便是训诂学。要对《甲乙经》进行整理，版本学、校勘学，这些都需要有深度地具备，当时我并没有如此高深的学问，经过两次从事这个工作，极大地增长了知识，我懂得了文献学，也懂得了版本学。然而当时这个任务完成之后，“文化大革命”就降临了。
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十年，“文革”结束之后，这本书又被拿出来再次进行整理。先前书写使用的是繁体字，如今全部都改成了简化字，而那些经典著作的简化字是不太容易书写的，这是由于简化字用以解释一些字义会更加困难，还增添了许多假借字。随后在之前已完成的内容基础上做了部分改动，有一段时期我在家中养病，稿子拿给我看了，这时候当时的几位老先生都已年迈，无法继续上班工作了，只剩下徐国仟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重新开展此项工作，然而工作成效很不理想。
三十年的准备等来了“春天”
在八十年代末期来到之际，九十年代初期临近之时，卫生部最终再次作出要针对这些中医古籍展开大批量整理的决定，以往仅有七本，此次增加至十一本。当时，这十一本书中，《素问》被分去天津中医学院，为郭霭春所持有；《灵枢经》被分去辽宁中医研究院，归史常永所有；《难经》分给了上海中医学院，其中包括金寿山、吴文鼎以及凌耀星；《脉经》归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神农本草经》属于中医研究院的马继兴、谢海洲以及安徽芜湖医学院的尚志钧；《伤寒论》为北京中医学院的任应秋与刘渡舟所负责；《金匮要略》是浙江中医学院何任的；《中藏经》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由李聪甫掌管；《针灸甲乙经》分给了我，总共是十一种。
我那时给自己定下了几条规矩，关于《甲乙经》的研究，要等我不当院长以后再重新着手去做。这是我第二次开展此项研究，由于我身为学校的院长，院长在说话及做研究时不太好被批判，所以有关学问方面的研讨会我一律不参与，一旦我去参加，就会轮到院长发言，院长不说话的话，别人都会觉得难为情，毕竟都是老朋友，认为我现在身份已然改变。为此，我自己也不再带研究生，同时也不参与研究生的答辩，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如此这般做满五年院长，直至60岁，我毅然决然辞去院长职务，以去完成国家的研究课题。
连续休息了半年，直至身体全然恢复，而后集中精力去进行查看。然而并未依照我所期望的模样达成，于是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又重新审视了一番，最终这份稿子质量不错，在1989年获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社便一次一次地出版，我推测这本书印刷数量已有几万册了。
回过头去看，倘若我七十岁时再来编，还可有更进一层的提升，我的目光便又察觉到诸多问题，也存在着不满意之处。而后我涉猎了音韵学方面的书籍，众多内容皆为押韵之态，然而那时却未留意到这一要点。所以诸多情况都被颠倒了，只因这些全是古韵，乃是汉代的读音，甚至是汉以前的读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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