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角度探讨黄帝内经的思想与道，值得关注

《内经》，又称《黄帝内经》，通常被认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之作。然而，这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其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中医领域，而是广泛渗透到了众多理论学科之中。从治理的视角去研究《内经》所蕴含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这一视角恰恰是《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之一。从表面上看，“黄帝”这一称号本身就透露出它与治国之道之间的紧密联系——黄帝作为远古五帝之首，治理国家事务是其首要职责。尽管关于《内经》是否为黄帝亲自所著以及其成书过程仍有诸多争议，然而即便它是托古之作，以“黄帝”为名的这一定位也显然流露出对“上医医国”这一理想境界的向往。从内容角度来看，“关注民众疾苦，体恤民众隐衷，体现了上主的深厚仁爱”（《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黄帝在处理政务时涉及疾病，“遵循医事”显得顺理成章，这正是实现“民众无病痛，子孙无忧虑”的“圣贤之术”的必然要求。而若进一步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治病”的方法，便能进一步挖掘其理论的广泛影响价值。黄帝在《素问》与《灵枢》两部著作中，对“上以治民，下以治身”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探讨（《素问·天元纪大论》《灵枢·师传》）。治疗疾病与调养身心，已不再局限于民间事务的某一领域，它们与治理民众、管理国家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思维上的同步共鸣，以及理念上的相互融合，从而达到了“通过调养身心，能够预防未现之患；运用政理，能够使福祉无限扩展”（《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的效果。《内经》对这一高深境界进行了精辟阐述，称之为“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详见《素问·灵兰秘典论》。

“治之若何”：

治理的原初追问

无论是从处理政务的新颖视角，抑或是修身养性、疗疾除病的传统看法，都揭示了“治”作为《内经》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内经》中“治”字出现超过600次，其讨论内容涵盖了治理问题的理论基础、方法模式以及目标导向等多个方面。《内经》中对“治”这一问题的多次深入探讨值得关注——“如何治疗”“应当如何治疗”“应当优先治疗什么”等问题，是黄帝与岐伯等在讨论时常用的提问形式——提问的方式和角度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往往直接决定了理论的独特性和品质，而在提问的过程中，问题本身便已经内在地塑造了理论所追求的核心思想。

自然，《内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提出了诸多问题，更在于它将解决问题的过程与问题本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种问答式的讨论模式中，随着讨论的深入，“回答”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因此，围绕“治”这一主题的诸多提问与解答，不仅开启了《内经》对治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而且不断拓展和深化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通过“为何要治”“如何实施治疗”“以何为治疗手段”等问题，持续引领并充实了中医理论的构建。从治的视角出发，对治疗疾病、调养身心以及治理国家、管理世事之间相互关联的可能性进行深入探讨，并分析其背后的理论阐述和思想体系，这有助于我们从《内经》这部经典著作中提炼出关于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思路。

“上以治民，下以治身”：

治理的方法论

《内经》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将治理方法论视为核心。其中，“轻重有别于治理”、“缓急各异于治理”、“治疗需寻病根”、“正治与反治”、“顺治与逆治”、“三因制宜”、“标本论治”等，都是《内经》在治理方法论方面的具体见解，这些观点体现了《内经》的治疗理念。具体而言，这些治道方法论包括追求根本治疗、兼顾病根与症状、从外部现象推断内部状况、进行系统性调理、重视预防变化、掌握常理并能灵活应对变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宜措施、以恢复平衡为目标等。这些观点在治法层面进行总结，从而奠定了后世中医治法学的基础理论。

在探讨国家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层面，《内经》所阐述的治理理念同样具有清晰的理论导向。《内经》中提及“国”字十次，“治国”三回，“治民”五次，而“黄帝在明堂”或“黄帝坐明堂”共出现四次。至于“政”字则高达九十次，“民”字出现一百四十六次，“百姓”一词则有十次。这些数据表明，《内经》在论述“治”的范畴时，其对象范围极为广泛，不仅包括民众与百姓，还涵盖了国家与家庭、内外与大小等多个维度，而不仅仅局限于治疗疾病这一领域。在审视《内经》中关于“治”的深层原理时，我们发现它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顺应自然”。具体来说，无论是治理民众还是自我管理，无论是治理外部事物还是内部事务，无论是处理小事还是大事，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家庭，都没有违背自然规律而能成功治理的例子，唯有顺应自然而已。（出自《灵枢·师传》）“论气之逆顺”这一表述揭示了其理论出发点，即以中医的气论为根本依据。论及“治”的范畴，需遵循其根本之气的原则，此气在不同领域展现出的内涵各有差异。就人体而言，表现为脉气和胃气的不同；至于国家，则体现在礼俗和民气的具体表现上。正如古人所言：“顺应之道，并非仅限于阴阳脉象，还包括对气的顺逆进行讨论，百姓民众均渴望顺应自己的心愿。”（参见上文。）概而言之，这一切都源于气的流行，因此应当顺应气的变化来行事，这为治国与修身提供了统一的论据。“气的状态有高低之分，疾病有远近之别，证候有内外之异，治疗有轻重之差，这些都是根据病情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述元气一元论构成了《内经》在治疗理论上的根本，只有从气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才能深刻领会中医治疗方法的根本原理。

“十二官者，不得相失”：

治理的思维模式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黄帝将自身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提到“昔日黄帝统治天下时，利用治理自身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他与岐伯共同探究天文地理，广泛借鉴万物，近取自身经验，相互提问和辩论，留下法则以造福万世”。通过“近取诸身”这一理念，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国家治理的深刻启示，这也揭示了《内经》中治理智慧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身心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体现了修身对治国的方法启示，同时也蕴含了通过治国来辅助理解修身的意义。这种辩证的关系在《内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胸腹，是脏腑的屏障。膻中，是心之主城的所在。胃，是储藏五谷的大仓。咽喉与小肠，是食物传输的通道。胃的五个窍门，是人体的门户。廉泉与玉英，则是津液运行的途径。”（《灵枢·胀论》中提及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以治理国家的智慧来阐释对身体的认识，它是古代社会在探寻身体秩序过程中的关键理念。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以城邦的架构来比喻灵魂的构造，此类做法均是通过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法，来寻求身体秩序的治理途径。

将治国理政之术比作修身养性，其因在于政治智慧的萌芽与成长相较于医学领域，历史更为悠久且内涵更为丰富。当然，在将治国之道比喻修身之途的同时，修身之理亦能对治国之术有所借鉴与启示。《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关于“十二官”的精辟阐述，通过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仓廪之官等十二官的职责，揭示了心、肺、肝、胆、脾胃等十二脏器的功能与原则。实际上，这些论述中蕴含着身体与国家之间相互关联的比喻，从而引发了以身体类比国家的理解及其深层次的含义。首先，身体的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阐述和证明治国理政的原则；例如，君主的合法性在其中的作用，君主统治国家就如同心脏推动身体一般，具备了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正如古人所言：“君主明智，则百姓安居乐业；以此养生，则寿命长久，离世无灾；以此治理天下，则国家繁荣昌盛。若君主不明智，则国家各部门将陷入危机，导致道路阻塞，形体受损，以此养生则会招致灾祸；以此治理天下，国家根基将动摇，务必引以为戒。”（《素问·灵兰秘典论》）其次，人的身体被视为探讨国家治理的基点，正如所述“天地之间的阴阳，需以自身为参照。因此，设立五正以掌管五明。无论是十种变化还是九种道路，都要从自身出发进行考察。”《鹖冠子·度万》中所述“五音六律，稽从身出”的内涵，使得“通过身体来思考”逐渐成为探讨治理问题的基本视角，“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出自《吕氏春秋·审分览》，强调了修身与治国同出一理的思考模式，“身国同治”的理念由此而生。这些观点进一步揭示了《内经》中所蕴含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彰显了其理论的价值所在。

“治国惟道”：

治理的原则根据

治理国家必然涵盖健康管理的相关方面，而消除疾病、治疗病症是执政者必须重视的根本问题。正如黄帝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所言：“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同样，治疗疾病也能对治国起到积极作用。在上述思维模式之外，《内经》还从道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言：吾欲求针术之理，非关乎国政。岐伯答：治理国家者，关键在于遵循道义，若非道义，如何能区分大小、深浅，将各种因素融合为一呢？（《灵枢·外揣》）黄帝原本并非询问治国之道，然而岐伯却多次将治国与治天下联系起来进行阐述，他的这种回答显然是出于自觉的引导，黄帝原本应当将治理政事作为主要目标；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治国与治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认为治国之道即是“道”，不仅限于针灸之道，治国亦是如此，治疗疾病的法则同样适用于治理国家的策略。

然而，“至道在于细微，变化无有穷尽”，（《素问·灵兰秘典论》）然而，关键在于如何更有效地掌握这变化之道。“圣人所追求的道，上与天相合，下与地相合，中与人事相合。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以此来确立度数，通过法式和检查，才能得以传承。”（《灵枢·逆顺肥瘦》）以“十二经水”为例，“十二经脉，与外部的十二经水相连接，同时内部归属于五脏六腑。”（《灵枢·经水》）天地之间，人与国家相互关联，彼此呼应。人体有经络，国家有经水，它们都可以称作水道，其内涵相同。水道在大小、深浅、广狭、远近等方面各不相同，然而它们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拥有固定的数量和常数，以及源泉和内外相连的途径。既然是水道，那么它们纵横交错，川流不息，自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人体来说，水液失衡则会导致疾病，而对于国家来说，水患则是治理国家的大难题。中医学归纳了众多关于调节、补充、排出水分、消除湿气、调节升降、控制浮沉等理念与技巧，在国家治理水务和防治水患方面，可以借鉴中医治水的方法，进行统筹安排、顺应自然趋势、综合施策。正是《内经》对“治国之道”进行了深入阐述，对“明确法律”“掌握度数”“制定法式”有了清晰的理解，使得这一理论在后世得以传承久远，并逐步形成了“医术与治国之道相通”的学说。

“治未病”：

治理的根本追求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内经》所倡导的是顺应自然、顺应人心，主张无为而治。它特别重视养生和保健，把不生病视为最高境界，把预防疾病作为关键。《内经》中多次强调：“因此，圣人不是在疾病已经形成时才去治疗，而是在疾病尚未形成时就进行预防；不是在混乱已经发生时才去治理，而是在混乱尚未发生时就进行预防。这就是所说的‘治未病’。等到疾病已经形成再去用药，等到混乱已经形成再去治理，就像口渴了才去挖井，战乱了才去铸锥，岂不是太迟了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上工治未病，先从病根入手；下工则只着眼于已成形之病，最终导致病情恶化。”而《灵枢·官能》亦言，“上工之术，在于预防，下工则固守现状，却未能阻止病势恶化。”这一理念对中医后续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后世医家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价值观。“治未病”这一理念突出了预防在治疗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从预防于未然、病发后防止病情恶化、康复后防止复发这三个方面来领会。相应地，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遵循遵循阴阳平衡、运用术数和谐、防患于未然、巩固根本、培植元气的原则。

《内经》在探讨治道目标“至治”这一核心概念时，将其思考维度扩展至“不治”的境界，意指通过治身、治世来达到无需治疗的状态——这种无需干预的境界，被视为中医学的极致追求。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阴阳平衡者能够保持宁静的生活环境，不为外界所动，既不恐惧也不喜悦，顺应自然，不强求，随时间而变通，对尊贵者保持谦逊，虽谈论而不干预，这正是“至治”的体现。《灵枢·通天》中提及，以“不治”作为“至治”的参照，从“治未病”到“不用治”的转变，彰显了医学的根本宗旨在于追求健康的自觉教化，同时也是治病的最高境界。

《内经》对“治”的持续探索，有助于揭示中医治道理论的根本源泉，凸显中医治道以元气为核心、以一气贯穿为理论基石的重视根本、重视通达、重视调和、重视预防等理论特点。在身体与国家的关系中，在内在系统与复杂系统之间，《内经》对治身与治国的相互阐释，启示我们能够以治国理念来解读治身之道，亦能运用中医理论来深入探讨治理的方法。对《内经》治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使我们领悟到“上医医国”并非仅仅是口号式的空想，而是一种经过系统化理论研究和详尽阐述的学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研究。

程旺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教席持有者，同时也是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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