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多事之秋，建安三神医闻名医学史，你了解多少？

名不见经传的医圣

东汉末期正值动荡时期，建安年间尤为明显，政治混乱，各方势力争夺霸权。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三国演义》广为人知。在医药领域，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当属“建安三神医”。其中，为关羽实施刮骨疗毒手术的华佗，被后世尊为外科医学的奠基人。《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华佗的卓越成就。董奉的生平事迹未被正史记载，但南朝宋的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增补了关于董奉的资料。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也为董奉设立了传记。清代时，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将《神仙传》里关于董奉的内容收录其中。董奉曾在庐山从事医疗活动，他首创“杏林春暖”这一说法，用以形容良好的医德和医风。《庐山志》亦有关于董奉行医的记载。在列出的建安时期三位杰出医家中，张仲景是唯一没有在史书中留下记载的人物，相关的史籍中找不到他的信息，《后汉书》里没有提及，《三国志》上也没有他的名字，这种情况不禁让人心生疑惑：为何像陈寿这样编撰《三国志》的晋代史学家，以及裴松之这位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学者，还有范晔这位撰写《后汉书》的南朝宋史家，以及唐代李贤这位注释《后汉书》的学者，都遗漏了张仲景这个人呢！

正史中未提及此事，但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的序文中写道：“仲景阐述并扩充了伊尹《汤液》的内容，整理成十余卷，应用时效果显著。近代的太医令王叔和编撰整理仲景的遗著非常精准，这些内容都得到了实际应用。”这是关于仲景的早期记录之一。到了宋代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校正医书局的官员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校订《伤寒论》时，在其序言里引用了这段文字。皇甫谧出生在东汉建安二十年，即公元215年，张仲景的生卒年份大约是东汉和平元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150年至219年，这个信息可以在常存库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中找到。在《针灸甲乙经》的序言里，皇甫谧还提到了一个与张仲景有关联的人物，他就是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王仲宣，也就是王粲。张仲景为张机诊治的记载颇为奇特，不过，该记述源自皇甫谧这位兼具史学与医学素养的学者，因而具备一定可信度。总之，由于没有正史可以考证，关于张仲景的很多说法只能归入民间记载，例如他出生在河南南阳，拜同郡的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后来考中孝廉担任长沙太守，任职期间，每逢初一和十五就在官府大厅上为百姓看病，医生在官府坐诊诊疗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成就医中之圣

北宋嘉祐治平时期，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做了系统修订，让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在医学领域逐步扩大其影响力。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医学大师成无己开始为《伤寒论》撰写注释，开创了这一学术传统。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便难以遏制，在随后的数百年间，众多中国及国外的医学名家大多在张仲景的学说上有所著述，由此形成了《伤寒论》注释的众多流派汇集的局面。

当今社会普遍认知的医学宗师是张仲景，而不是黄帝、岐伯或神农氏，这种现象或许与成无己的推广作用密不可分。成无己那个时代的另一位医学名家严器之，在为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撰写序言时，曾以“后汉的张仲景，进一步扩充《汤液》编成《伤寒卒病论》数十卷，使得医疗方案极为丰富，先贤与后贤的见解，宛如符节般契合”这样的话语，彰显对张仲景的推崇之情。张仲景被尊为医圣，这个说法始自明代名医方有执，他曾在《伤寒论条辨》的序言里写道，张仲景开创了医学先河，撰写了这部著作，他比《素问》《难经》更为重要，其贡献远非轩辕黄帝、岐伯以及越人这些古代名医所能比肩，因此医学界奉他为圣人，就像儒生们尊崇孔子一样。

孔子诞生于春秋末期，那个年代先王所建立的礼乐文化已经摇摇欲坠。孔子怀揣着克制自我、恢复礼仪的愿望与情感，想要重振先王时期的圣贤制度，然而命运多舛，直到六十岁，他依然只能感叹自己像无家可归的狗一样东奔西走。孔子一生依靠诚信和喜爱古代文化，只传承不创作，整理了六部经典著作，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开设私人学校进行教学，取得了任何一位帝王都无法比拟的伟大成就，成为了被后人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相比之下，建安时期战乱频仍，瘟疫肆虐，百姓困苦不堪，读书人完全不理会医药知识，医学界各位老师也不去钻研经典理论，只各自沿袭家传技艺，始终遵循旧法，医道传承已接近衰败。张仲景怀揣伟大医者的志向与情怀，刻苦钻研古代医籍，广泛收集各方良方，写成《伤寒杂病论》，六经辨证的规范至此确立。尽管，这六经与那六经并非同一概念，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断绝、振兴衰败则目标一致。从历史角度观察，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者，在儒家学说中是孔子，在医学领域则是张仲景。

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

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

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

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

苦寒吟·唐·孟郊

王叔和与“伤寒论”的第一次结集

王叔和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比张仲景晚了整整六十年，二人经历相似，张仲景虽官至太医令，但史书未曾记载其生平事迹。在汉末魏晋年间，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影响深远，而王叔和则是其学术成就的集大成者，对张仲景的学说领悟最为深刻。

王叔和编撰了《脉经》这部研究脉象脉法的著作。尽管医学界有“熟记王叔和的著作，不如多实践临床”的观点，但他还是开创了关于脉学的探讨。此外，在中医药典籍中，能被尊称为“经”的书籍非常稀少，诸如《内经》《神农本草经》《汤液经》，均被视为先贤之作。《难经》并非经典之作，而是针对《内经》提出疑问并给出解答的著作，据传其作者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秦越人扁鹊。汉代以后，以经命名的书籍数量稀少，其中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三部经书里，有两部源自魏晋时期，一部为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另一部为皇甫谧编写的《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和王叔和都在西晋时期生活，他的年纪比王叔和稍轻一些，与王叔和从小学习医术不同，皇甫谧是在中年时期因为疾病才开始研习医道，所以《针灸甲乙经》这本书的完成时间，或许比《脉经》晚了半个多世纪。

那三本后来被称为经典的医学著作里，《针灸甲乙经》和《类经》基本上都是整理《内经》的资料，至于王叔和的《脉经》，里面也包含了一些后世的医学知识。他在《脉经》的序言里提到：“现在把从岐伯到华佗的医学论述中的要点，汇编成十卷。”《脉经》这十卷书里，第七、八、九卷的内容都是关于《伤寒杂病论》的，这个情况就足以显示出王叔和的学术观点深受张仲景的影响。

钱超尘教授在《中国医史人物考》这本书里，谈到“王叔和”这一部分时，说明他整理《伤寒论》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那个时期就是《脉经》编撰的时候，它以《脉经》第七、第八、第九三卷里选录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部分篇章为特征，那个阶段，还是照搬了汉朝的诊疗方式，在每章开头都用“可以”和“不可以”来开头，比如“病症适合发汗的情况”和“病症不适合发汗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就是三阴三阳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后来影响广泛的六经辨证，基本上是从那个时代发展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前两个时期的再次汇集，后来宋朝版本的《伤寒论》第七卷到第十卷一共八个章节的内容，就是源自那个时期。本期核心内容再次聚焦于一期的“能够”与“不能”，六经辨证的建立并非瞬间完成，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来。

明清以来，对于王叔和编订《伤寒论》的评论，各方看法差异很大，批评的声音从方有执开始，随后喻嘉言、张璐、吴仪洛、黄元御等人也相继表示质疑，更有甚者将王叔和视为导致经义混乱的主要责任人，实际上，如果没有王叔和在全国各地迅速收集和整理资料，不仅张仲景无法成为医学界的至圣，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读到《伤寒论》的原始版本，清代的名医徐大椿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王叔和，又怎么会有这本书呢钱超尘先生也提到：叔和对于仲景的著作，有着使它得以延续的重大贡献，这本书没有失传，全靠叔和的努力。

第一次结集后的流布

《隋书·经籍志》首次明确记载了王叔和编纂的张仲景著作，命名为《张仲景方》共十五卷。王叔和在西晋初期进行编纂，至北宋嘉祐治平年间校正医书局主持校勘刊刻，中间跨越了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十国等朝代，历时超过八百年。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述可以了解到，西晋以来，张仲景的著作流传基本上都是依据王叔和编撰的版本。王叔和身为太医令，在那个年代或许也算得上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对前述著作的传播也很有帮助。当时不少著名医家，比如东晋的葛洪、南朝宋齐时期的陈延之、南朝梁的陶弘景，以及隋唐的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人，都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非常精通。特别要指出的是陈延之、孙思邈、王焘这三位医学大家。

陈延之编写的《小品方》里很多材料源自张仲景的著作。例如《小品方》的序言里提到：“《张仲景辨伤寒并方》共有九卷；《张仲景杂方》则包含八卷。”序言的另一部分文字更明确地说明张仲景对陈延之的重大影响：“东汉末年出现了张仲景，他的思想周密，擅长总结前人经验，通晓古代医术，从那以后，再没有听说有比他更出色的人。”高文铸先生通过研究陈延之著、高文铸辑注的《小品方》一书指出，该书的写作时间大概处于南北朝年间，具体为公元四五四年至四九九年。此书问世后，传播范围相当大。进入唐代以后，《小品方》已经成为医学人士必须研读的典籍，其地位几乎能与张仲景的《伤寒论》相提并论。两部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同时存在，无疑对张仲景学说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是北宋中叶以后，《小品方》便趋于亡佚。

孙思邈是隋唐年间杰出的医学家，百姓中称他为药王，堪称中医领域中最长寿的医学巨匠。他在《千金要方》这部著作里，特意撰写了《大医习业》篇章，里面着重指出立志成为高明医术人才的学子，务必深入学习张仲景的经典医方。而从《千金要方》卷九中孙思邈的感慨“南方一带的医生，都把张仲景的重要医方当作秘密不传授”，能够看出他对医生没有机会学习仲景医方的遗憾之情。孙思邈在晚年，为了完善《千金要方》中的缺失部分，另外撰写了《千金翼方》。《翼方》中的第九卷和第十卷，详细记载了《伤寒论》的全部内容。可以说，《千金翼方》是继王叔和之后，到宋嘉祐年间治平年间之前，收录《伤寒论》资料最为详尽的单人著作。它对于扩大张仲景著作的影响力，贡献也非常显著。

王焘是唐代一位有名的医生，他写的《外台秘要》比《千金翼方》晚了七十多年，书中收录的张仲景的作品虽然比《千金翼方》少一些，但在那个时期也算非常难得。

伤寒论两个版本

章太炎先生在《章太炎全集·医论集》中有相关考证，指出隋朝以后《伤寒论》存在两个不同抄本在世上流传，其一，是由南朝梁时期一位隐居的著名图书分类学家阮孝绪传承下来的版本，这个版本不避讳“坚”字，也被称为梁本，唐代孙思邈收录在《千金翼方》中的就是这个版本，其二，则是避讳“坚”字的版本，这个版本又称为隋本，之所以要避讳“坚”字，是因为隋文帝的名字中带有这个字，所以需要避讳。也就是说，凡是《伤寒论》里出现“坚”字的，全都换成“鞕”或者“固”，因此这本书被称为隋本。虽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收录的是梁本，不过相比之下，传播范围更广的其实是隋本。

王溥在北宋担任宰相期间，撰写了《唐会要》一书，其中卷八十二记载了唐代医官的考核要求，具体规定了两道题目源自《伤寒论》，并且明确指定使用隋朝刻印的版本进行考查。

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期间，国家陷入动荡和分裂局面，虽然唐朝中期以后，雕版印刷术逐渐流行，但连绵不断的战火，很容易导致书籍散佚和损毁。等到宋朝建立，由于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国的最后一位君主高继冲的进贡，北宋崇文院才得以收藏《伤寒论》。而高继冲进献的版本，实际上是隋朝的刻本。上述两个事例，或可作为隋本《伤寒论》流传相对较广的佐证。

第二次结集及流布

准确地说，这不算一次结集，而是一次校正刊行。

校正医书局

1057年，校正医书局宣告成立。这一机构运作了十二个年头，虽然时间不长，不过由官方主导，针对医学典籍进行系统校勘的开创性举措，无疑为宋代及后世医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奠定了基础。

钱超尘教授经过研究，指出荆南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高继冲，在荆南国向北宋投降之后，被授予荆南节度使的官职，他在北宋开宝四、五年，也就是971至972年期间，将《伤寒论》呈献给了朝廷，当时呈献的《伤寒论》是隋朝刻本，在北宋的崇文院里存放了将近一百年。治平元年，那部《伤寒论》经校正医书局的林亿、孙奇、高保衡等人负责修订，孙奇担任主要负责人，次年修订工作完成并开始刊刻印刷。校正医书局作为机构，到1069年正式宣告结束。

高继冲进献的十卷《伤寒论》经过孙奇等人校正刊行，后世称之为宋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正式刊行后，《伤寒论》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仲景的学术思想更加深入医学界，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真正的宋本

宋本出现之后，官方最先刊刻的是大字版《伤寒论》，因为这个版本篇幅太大，携带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到了1088年，就把它改刻成了小字版《伤寒论》。这个小字版因为开本缩小了，变得容易携带，等到它开始发行并且广泛传播的时候，大字版《伤寒论》就越来越少见，流传不广了。

钱超尘教授经过研究，指出南宋和元代期间，大小字本《伤寒论》都没有被重新刊刻，直到明朝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1599年，江苏常熟地区一位有名的收藏家赵开美，他当时拥有原本的小字本宋代《伤寒论》，以此作为蓝本，找到了技艺精湛的工匠赵应期，最终完成了翻刻工作，刻版完成后，原本的底本就失传了。所以，明代万历年间以后发现的宋代版本《伤寒论》，其实都不是宋代时的原始版本，全都是赵开美重新翻刻的版本，这种版本因为最接近宋代原貌，所以通常被称为“宋本”。

赵开美复制的宋代《伤寒论》存在两种版本，分别为初次刻印和修正刻印的版本。所谓修正刻印的版本，是在初次刻印并发行后，发现原版有十多处错误，于是将错字挖除，替换成正确的字，这个经过修正的版本就叫做修正刻印本。而原本的版本则称为初次刻印本。此后流传的宋代《伤寒论》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刻印本。

赵开美在明朝万历年间重新刊刻《伤寒论》，对于这部医学经典的延续传承，特别是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伤寒论》的成果加以保存，贡献极为突出！然而在那个时期，书籍的传播过程相当困难。到了清朝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已经寻不到前述两种刻本，只收录了成无己所著的《伤寒论注释》。

全新的格局

第一位注家——成无己

中医药学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这一观点广为流传，而中华文明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推崇经典。推崇经典容易让人产生守旧的印象，这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接触古代文化时常感困惑的难题。要推崇经典，就必须研读经典，钻研经典，理解经典，力求自己的认知贴近经典的初始含义，这就形成了一门专门阐释经典、注释经典（阐明经典内涵）的学科。这项学术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非同小可。汉代以来，设有专门的经学研究，这种研究主要针对经典文献进行注解和阐明其内在道理。这里的经典主要是指儒家典籍，例如五经和六经。不过文化层面的影响通常错综复杂，经学实际上也深刻地影响了其他文化领域，例如佛教、道教以及医学等。

掌握了前述知识后，再研究医学，就能明白医学的实践方法，基本上都遵循着前面提到的思路。根据之前的说明，《难经》从严谨的角度看，更适合不被当作经典来对待。如果将其视为经典，那么秦越人（扁鹊）就是最早为经典内容进行解释的医学家。如果将其当作经典，那么《难经》就是第一部被后人加以注解的医学典籍。吴国太医令吕广为《难经》撰写注解，其时间比南朝全元起为《黄帝内经素问》作注早了两百多年。不过，从《内经》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全元起是医学界最早为医经进行注解的学者。全元起之后，隋朝末年和唐朝初年时，杨上善接着为《黄帝内经》撰写了注释，并命名为《太素》。最受推崇、最具影响力的，首推唐代王冰校正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因为药学名著《神农本草经》不幸过早散佚，后世的整理注释工作便容易混淆界限。例如南北朝时期名医陶弘景编写的《本草经集注》，就属于这类情况，可惜此书也已失传，现今仅能从敦煌石窟出土的残篇中窥见部分内容。

从学术研究视角审视儒、释、道、医，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一个很独特的脉络，是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在宋代之前，医学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以《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为核心。到了宋代，在这个体系之外，医学研究突然冒出新的力量，其具有历史意义的表现是，公元1172年，金朝的成无己撰写了《注解伤寒论》。金人成无己大约生于1060年到1068年之间，那段时间正值北宋校正医书局负责修订《伤寒论》。他大概在四十岁起开始进行注释，持续了四十多年，最终在八旬高龄时完成了这项前所未有的成就。他是首位通篇注释《伤寒论》的医学家，为医学界开拓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留下的注释，被后代称作“用经典解释《伤寒论》，又用《伤寒论》阐发经典”的典范之作。除了《注解伤寒论》，成氏还撰写了《伤寒明理论》。根据钱超尘先生的探究，成无己之所以被称为金人，是因为被金朝俘虏带到他们的都城临潢，最终死在那里。但是成氏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在临终前请朋友将《注解伤寒论》的草稿送回宋朝出版，他的民族感情非常令人感动。

此事两难全

成无己开启这一风气之后，对于张仲景著作，特别是《伤寒论》的解读探究便持续不断。明清时期以来，最受医学界重视的正是《伤寒论》。数百位医学家为《伤寒论》撰写注解，从数量上看，甚至远远多于《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这三部经典。这种风气也传播到海外，日本有很多医学家为《伤寒论》作注，他们的汉方医学声誉，无疑源自张仲景。

回归儒家学派，经典及其研究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西汉时的五经（《乐经》已失传），包括《易》《诗》《书》《礼》《春秋》，到宋代时增至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全部得以保存。到了南宋时期，朱熹确立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权威性，四书与五经开始共同被提及。儒家经典研究从孔子那个时代的只记录不创作，慢慢转变为既记录也创作，当四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时，那个时代无疑是以创作为主的。

从儒家经典学术的发展历程出发，再审视医学领域的经典研究，对于伤寒学派的重要崛起，以及张仲景被尊为医界先贤的过程，就不再显得那么出乎意料了。现在再来体会之前提到的“医学领域的孔子”这一称号，也显得合乎情理。只是担当起类似朱熹那样角色的人选，会是谁呢？莫非是成无己这个人？

伤寒道统的揭示，在医学界是个重要事件。早先讲过，几百年来，所有有名的医生没有不在这门学问上有所论述的，清代几位知名的温病专家，例如叶天士、吴鞠通，也都在张仲景的理论上持有不少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聪明人与仁德之人见解各异，最终汇集成了内容丰富的数百种注解。《注解伤寒论》出版发行之后，未加注释的宋本《伤寒论》作为白文本的传播，反而逐渐减少。

这种情形揭示了某个道理，我们研读经典、钻研经典，目的在于独立阐释经典。换言之，山巅的景色多么迷人，唯有亲身观赏才感迷人。仅凭他人描述的景色，总是隔靴搔痒，无论形容得多精彩，也无法真切体会。当然，若要获得真切体验，就必须亲身攀登，亲身实践，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艰辛与困难。然而人类总有贪图安逸的倾向，总希望不劳而获。因此一旦开始注释，众人便慢慢适应了观察注释者怎样阐释经典，怎样进行注释。适应了欣赏注释者所展现的精妙，却忘记了自己。各位注释者原本注释经典是为了指引方向，未曾料到反而变成了“替身”。

研究经典、阐释经典，能让经典学问传播得更广。到了金元时期，伤寒之所以成为备受重视的学科，与解读经典的潮流兴起有很大关联。但是现实往往不能两全，随着解读经典的潮流越来越兴盛，或许因为图省力，对于原本经典义理的钻研，也就逐渐减少。原本经典难以普及，这或许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经义的领悟而言，他人注、他人解，是完全不能代替自解的。

第三次结集

宋本重见天日

1982年，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召集专家学者，对十一本关键中医著作实施重新修订与注释工作，相关成果由人民卫生出版社负责发行。这十一本著作具体包括《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中藏经》《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其中《伤寒论校注》的修订工作由刘渡舟主持，钱超尘协助进行。

刘渡舟先生负责编订的《伤寒论校注》，其依据的原本就是前文提及的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重新刊刻的版本。《伤寒论校注》在1991年出版发行，出版之后，这个原本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认可，如今高等院校教授的《伤寒论》课程，所依据的教材就是采用这个原本。

此前数百年间流传的多个版本中，源自日本的安政本《伤寒论》尤其值得注意。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刊行的版本，其初刻本迅速传至日本。随后日本书商翻刻了宋本《伤寒论》，并在国内流通，被称为秘府本或内阁本，这一版本在日本学术界被视为珍宝。然而根据钱超尘先生的研究（《“日本安政本〈伤寒论〉”版本之考证》），那些刻本如果按照版本的标准来衡量，错误和讹误相当多，并不是真正的赵开美本。

日本安政三年，也就是1856年，堀川济根据枫山秘府本，重新校订勘误后刊行，这就是知名的《翻刻宋版伤寒论》，也叫做安政本《伤寒论》。这个版本刊行后不久就流传回了中国。到了1923年，著名中医学家恽铁樵先生以安政本为蓝本进行影印，并将其称作赵开美本。恽先生的这一说法，导致后来的著作、教材、目录等常常错误地把恽氏本称为赵本。1955年，重庆中医学会编纂、重庆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新辑宋本伤寒论》，其依据的版本就是恽氏翻印的版本。1959年，南京中医学院编纂、陈亦人先生执笔的《伤寒论译释》，所依据的版本也是那个翻印的版本。《伤寒论译释》多次修订再版，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伤寒论校注》则对底本进行了纠正，采用的是赵开美原本。

五宝现身

关于《伤寒论》的传播情况，特别是结集完成之后的传播，明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重新刊刻这件事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由于钱超尘先生持续努力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最终找到了现存的五部赵开美翻刻本。这五部书中，有三部是初次刊刻的版本，另外两部则是后来修订过的版本。这三部初刻版本分别收藏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还有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图书馆。另外两部修刻版本则分别保存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样算下来，五部堪称国宝的医学经典就全部公开面世了。

那个由刘渡舟、钱超尘先生编纂的《伤寒论校注》所依据的原本，现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部经过重新雕刻的版本。不过，这两位学者在1983年初次撰写注释时，并没有亲眼见过这个雕刻原版，他们手里的底本，其实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该雕刻本缩微胶卷复制的。为了说明这个情况，必须讲述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35年，华北形势严峻，北平图书馆里的珍贵古籍处境堪忧，随时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为了妥善保管这些古籍，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将甲库的古籍南运，打包后送到了上海，并计划转移到美国。1937年，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要将这批两万余册的宝贵书籍运出海关，绝非易事。真叫人感到意外，1941年，后来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负责人的钱存训先生当时在上海，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海关外勤张先生的支持，协助处理一批书籍的清关事务。于是，在他值班期间，成功将这些珍贵文献从海关运出，并装船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而之前提到的《伤寒论》修刻本，就藏匿在这一批文献之中。

194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获得中国方面许可后，着手将善本古籍制作成微缩胶片，此事由王重民先生负责。1947年，他将这些胶片运回国内，存放于北京图书馆。这些《伤寒论校注》的底本，正是源自这一批微缩胶片。

1965年，这些珍贵古籍抵达台北市，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钱超尘先生赴台北故宫博物院考察，目睹了这些古籍，并复印若干份带回。随后，钱超尘先生将复印的版本捐赠给南阳医圣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撰的《中医古籍珍本集成》中收录的《伤寒论》章节，其底本正是钱超尘先生复印的这些材料。二零一三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安排重新修订《伤寒论校注》，钱先生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伤寒论》雕版版本作为基准进行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