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四气调神PDF：治身治国同源的中医治理之道

作者是程旺，其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还是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黄帝内经》，也就是简称《内经》的这部著作，通常被看作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性书籍，然而作为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作品，它的影响绝对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医学术范畴，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众多理论领域。从治理的层面去研究探讨《内经》里的治理思想以及治理方法，这成了一个值得予以关注的方向。这之中所讲述的角度，属于《内经》自身理论构建根基内核的其中之一。就是从其表面看起来算来，“黄帝”这个称呼本身就蕴含着它与治道中间存在的亲缘关系，可黄帝乃是上古时期五帝里面排序首位的人物啊，治理政务原本就是他首要的事务呢。即便《内经》是不是黄帝亲自所著，它的成书历程如何等等方面，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不过就算它是托古创作的作品，这般成于“黄帝”的定位，也显著地传达出了追慕“上医医国”的期望，就依照其内容来看，“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黄帝”处理政务时提到疾病、“按循医事”实属自然而然，这是达成“百姓无病”“子孙无忧”的“圣人之术”的必然需求，而要是再从治理之道重新去审视“治病”之道，就能进一步挖掘出其理论辐射价值。《素问》里，黄帝明确追问了“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之道，此具体出自《素问·天元纪大论》。《灵枢》中，黄帝同样明确追问了“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之道，这出自《灵枢·师传》。治病、治身不再只是民事中的一个方面，而是和治民、治国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于思维上可以形成同频共振，在理念上能够互相贯通，进而实现“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的效应，此句出自《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内经》把这一贯通境界描述成“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这出自《素问·灵兰秘典论》 。

“治之若何”：

治理的原初追问

不论是从处理政务的全新角度而言，还是从修养自身、医治疾病的通常视角来看，均显示出“治”应当是《内经》的核心观念，实际情形也的确是这样，在《内经》里头，“治”字出现了600多次，所探讨的话题广泛涵盖治理问题的理论基础、方法样式及其目标方向等多个方面。《内经》对于“治”这个问题的反复追问是值得予以关注的，“治之奈何”“何以治之”“治之何先”等乃黄帝跟岐伯等探讨问题之际常常出现的提问形式，怎样进行提问是极为关键的，缘由在于提问的方式以及角度，通常会直接对理论的个性与品格起到决定作用，于提问的进程当中，问题本身已然在内在层面构建着理论自身的致思旨趣。

当然，《内经》的重要之处，不仅仅是在于提出了问题，还在于把解决问题看作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在这种问答的展开模式当中，为了能够解决问题而一步步地推进，“回答”变得越来越详尽。所以，这一系列围绕“治”所展开的各种提问与回答，开启并且丰富了《内经》对于治理问题的关注以及反思，通过“为何治”“如何治”“以何治”等问题，不断地引领以及充实中医理论的骨架 。换个角度，从“治”这一方面着手，极其深层次地研究治病、治身跟治国、治世进行关联互通究竟怎样才有实现的可能，针对此展开理论论述以及剖析其思想机制，这样做对于从《内经》里获取有关针对国家治理以及处理政务的理念和思维会有帮助 。

“上以治民，下以治身”：

治理的方法论

用来思考治理问题，《内经》有着一个重点，那就是治理方法论。像比如说“治有轻重”，还有“治有缓急”，再如“治病必求其本”，以及“正治”“反治”“顺治”，包括“三因制宜”“标本论治”等等，这些全都是，《内经》在治道方法论方面的具体观点，它们反映了体现着，《内经》的治疗观。具体来讲来阐述，能够概括成，治病求本这一点，标本兼治这一方面，司外揣内这一情况，系统调治这一做法，贵乎防变这种观念，知常达变这种思路，因异制宜这种方式，以平为期这种目标，这些对于治道方法论的思考呢，从治法层面进行予以总结，最终就构成了也就是，后世中医治法学的理论基础 。

将关注点聚集于治国理政的范畴，《内经》所蕴含的治理之道有着极为清晰明确的理论导向。经过不完全统计，《内经》当中提及“国”的次数为10次，提到“治国”的次数是3次，出现“治民”的次数有5次，“黄帝在明堂”或者“黄帝坐明堂”总计出现4次，“政”出现了90次，“民”出现了146次，“百姓”出现了10次，诸如此类，这表明《内经》论述“治”的对象原本就极为广泛，覆盖了民与百姓、国与家、彼与此、小与大等多个维度层面，并非仅仅局限于治病这一个方面。站在超越具体论治对象的角度来看，在论“治”的底层逻辑层面，《内经》给出了“惟顺而已”这样一个一般性结论，那就是“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出自《灵枢·师传》），“论气之逆顺也”表明其立论前提，是建立在中医气本论基础之上的。不能脱离此本原之气去谈论“治”，气在各个层面所呈现的内容不一样，在人这个层面，脉气、胃气各不相同，在国这个层面，礼俗、民气是可知的，正所谓“顺者并非仅仅是阴阳脉，是在论气的逆顺，百姓人民都想要顺遂其志向”（参考出处同上）。总之，全都是气化流行，所以应当顺应气去做，这为治国和治身提供了统一性的论证。“气有高低之分，病有远近之别，证有内外之异，治有轻重不同，使其达到恰到好处的程度才是原因所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到，元气一元论的本体 fundament 决定了《内经》论治的方法论，只有从气论层面进行探究，才能够真正地 grasp 中医治道的方法论缘由。

“十二官者，不得相失”：

治理的思维模式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把黄帝在身与国之间那种紧密的关联表达得颇具代表性，其称，“在往昔黄帝驾驭天下之时，凭借调理自身之余力去治理天下……于是就和岐伯向上穷尽天文历法，向下探究地理山川，从远处选取各类事物，于近处选取自身相关，相互反复询问辩难，留下法则以福泽万代”。从“近取诸身”之处获取对于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的启示，借此揭示出《内经》治理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要知道，身与国之间的辩证互动，绝不单纯只是治身对治国的启示，其中也涵盖着以治国来辅助理解治身的那一方面。这辩证着的两个方面，在《内经》里都有体现出来，像“夫胸腹，是脏腑的外郭呀。膻中这地方，乃是心主的宫城呢。胃呢，是太仓哟。咽喉小肠这些，起到传送的作用呀。胃的五窍，是闾里百姓进出的门户呀。廉泉玉英之地，乃是津液运行的通道呀。”（《灵枢·胀论》）此处所论述的，正是运用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对身体的认知哦，是上古社会探寻身体秩序之时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呀，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借助城邦的结构去类比灵魂的结构呢，这些全都是依靠治理国家、社会治理进而向内追求身体秩序的治理之道呀。

把治国之道拿来类比治身，是由于早期之时在政治智慧的发展方面比医学更先进且深厚。当然啦，于用治国来比喻治身的这个进程之中，肯定也会用治身反过来对治国起促进作用。《素问·灵兰秘典论》里对于“十二官”的经典阐述，它利用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仓廪之官等十二官守着手，去论述心、肺、肝、胆、脾胃等十二脏器的功能准则，实际上在这之间渗透着身国之间把彼此交互作为比喻的情况，能够引发以自身来比喻国家这样的理解以及意义的延伸。其一，身体所具的自然之道，同样能够用来阐发、论证治理之道，比如说君主合法性所起到的作用，君主治理国家好似心脏驱使身体那般，于是就具备了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正所谓“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素问·灵兰秘典论》）其二，身体因此变成思考国政的出发点，正如“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有着这样的意思表达下来的《鹖冠子·度万》里的 “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 ，“通过身体而思”慢慢、渐渐成为思考治理问题的起始点，《吕氏春秋·审分览》里的 “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 ，“身国同治”变成其思考、思索的模式，这些情况都进一步、再进一步反映出《内经》所蕴含的有着治国理政智慧方面的理论价值 。

“治国惟道”：

治理的原则根据

治理国家肯定一定会关联到与健康治理相关的领域范围，使疾病痊愈并治疗病症是作为为政者必然会予以关注的具有基础性特点的问题。黄帝思考并进行问对时存在这样的表述“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万民，养育百姓，并且收取他们的租税。我哀怜他们生活供给不足，而且这时又恰逢有疾病发生。”（出自《灵枢·九针十二原》）同样的情形以及表现方式，治疗疾病能够反过来给予治国以有益作用，在前面所说的思维模式的层面范畴之外，《内经》还进一步上升到道的层面高度来进行阐释说明：“岐伯说：问得真是明白透彻啊，不单单是针道方面如此，那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黄帝说：我愿意听闻针对针道的讲解，并非是关于国家事务方面的内容。岐伯说：那治理国家的人，唯有遵循道才行啊，没有道的引领帮扶，怎么能够将大小事情以及程度深浅因素，混杂融合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呢。”。首先，《灵枢·外揣》中，黄帝本来并非想要询问治理国家之事，然而，岐伯却一次又一次地将治理国家与治理天下结合起来讲述，这种回应明显属于自觉的指引，黄帝原本应当以治理政事作为旨归；其次，还指出治理国家与治理天下这二者具有内在共通的基础，治理国家唯有遵循大道，“并非仅仅针道是这样哦，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呀”，治疗疾病的道理同样可以运用到治理国家的道理中去。

然而“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出自《素问·灵兰秘典论》这本书），问题在于怎样能够更妥善地去把握住变化之道。“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并且“必有明法，以起度数”，靠着“法式检押”，进而才能够去进行传扬（这一过程）。（此段话语源自《灵枢·逆顺肥瘦》）以“十二经水”说当作例子来讲，“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后“内属于五脏六腑”。（此句来自《灵枢·经水》）天人相参、国身相应，人存在经脉，国家有经水，都可以被称作水道，其意思是一致的。水道存在着大小、尺寸长短宽窄、距离远近等方面的差异，然而皆具备其大概的数量数字、固定不变的数值数字，皆有着其源头和内部外部相互贯通的途径、方式。既然是水道，其呈现出纵横交叉、延伸不绝、始终流淌的状态，那就有可能出现相类似的情况、问题，对于人来讲，水失去动态平衡、不协调就会引发疾病、导致生病，对于国家来说，水患乃是治理国家、处理政务过程中最为严重的忧患、弊病。中医理论归纳总结出诸多调节水的动态平衡、补充水的含量、排放多余的水、去除湿气、使物体上升下降、让物体在液体或气体中沉浮等观念、理念、方式、方法，在国家治理的层面、范畴治理水务、应对水患时，能够全力汲取中医治理水患的方法、策略，相互协调、配合调度，依据事物发展的趋势、形势，顺着有利的趋势、方向加以引导、处置，融合起来进而予以治理、整治 。正是《内经》针对“治国惟道”给出了深刻的定位，对于“明法”“度数”“法式”存在着明确的认识，于是在后来得以源远流长，渐渐总结出了“医道通于治道” 这样的论断 。

“治未病”：

治理的根本追求

从治理目标瞧，《内经》所追求的是顺应上天并且应和人，不进行治理却好似治理，着重养生保健，把不得病当作首要，拿出把握先机当作关键。《内经》对此多次着重指出：“所以圣人不是治疗已经生病的而是治疗尚未生病的，不是治理已经混乱的而是治理尚未混乱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疾病已经形成而后才用药去治疗它，混乱已经形成而后才去治理它，就好像口渴了才去挖井，战斗已然发生了才去铸造兵器，不也晚了吗！”（《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所以高明的医生获取气之时，乃是挽救疾病刚刚萌生的状态，水平较低的医生守持疾病已然形成的状态，顺着使形体衰败。”句号。（《灵枢·官能》）这一治理理念，对中医后世理论影响颇为深远，成为后世医家普遍予以认可，并且追求的价值目标。“治未病”所强调的，是“防”之于“治”的前提性意义，可从三个层面予以理解，其一为未病先防，其二为既病防变，其三为愈后防复，与之相应，在具体之上落实，应时刻注重一些原则，比如法于阴阳，比如和于术数，比如防微杜渐，比如固本培元。

把《内经》当作治道目标“至治”状态的一种“元”思考，它又进一步把治理之道推进到“不治”层面，也就是治身、治世要达成不治，即不需要治，这才是中医学的最高追求 。“阴阳和平之人，居住的地方安静，不会无故惧怕，不会无故欣喜，柔顺地顺应外物，或者与人无争，随时间变化 ，尊贵时却谦逊，平和而不刻意治理，这就叫至治。”（《灵枢·通天》）用“不治”来界定“至治”，从“治未病”到“不用治”，显示出健康的自觉教化才是医学的根本追求，也是治道的最高追求 。

总归来讲，《内经》针对“治”展开的持续追问，有益于明晰中医治道理论的源头活水，凸显中医治道以元气作为根本、一气连贯作为理论根基的重视根本、注重贯通、看重调和、着重预防等理论特性。在身体跟国家之间，在内在系统与复杂系统之间，《内经》有关治身与治国的双向相互诠释，启发我们能够运用治国思维去理解治身，也能够借助中医理论去探究治理之道。对《内经》里治理之道的探讨、研究，使我们明白，“上医医国”可不是哪一种口号式的设想，而是有着系统化的理论探索、阐述，应该进一步深化、拓展相关研究。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