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黄帝内经：共探生命缘由，维护生机活力？
儒家学说构成了华夏文化的核心，其宗旨在于建立完善的社会道德规范，饱含深厚的人文关怀，体现出显著的伦理观念，属于典型的中华传统社会理论体系。然而正如个人在《
依据《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意义》（见本报2019年7月3日三版）所述，古代中国各种哲学流派，尽管价值追求各异，却因同处一个文明环境，其思想从根本出发点到最终目标，都存在深刻的一致性，这种共性基础在于对宇宙万物生命活力及不断繁衍的自然现象成因的审视与思考，而一致的目标则体现为对这种生命力的珍视与守护。儒家观念同样如此。作为医学领域的重要著作，《黄帝内经》的核心论述聚焦于人类这一最为宝贵的生命载体，人类既具备生物层面的特征，也拥有社会层面的属性，所以，《黄帝内经》广泛吸收了儒家学说的主要观念与精神，将儒家学说的精华在人体生命这一维度上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体现。中医药学是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一点在《黄帝内经》对儒学的阐释中就得到了充分展现。本文从儒家仁爱、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等理念出发，说明《黄帝内经》如何实践并运用这些思想。
“崇中尚和”与《黄帝内经》医学观念
“崇中尚和”是儒家核心理念，四书里的《中庸》全书围绕“中和”理念构建。《中庸》开篇就说明“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行大道。要达到中和境界，天地就能各安其位，万物就能生长发育。深入考察“中”与“和”，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不同意义，并且基于不同的自然哲学观念。
重中思想与《黄帝内经》疾病观
甲骨文里的“中”字形是（请查看pdf格式），那个符号在古代代表一种旗帜，这种旗帜象征着权威和统治地位，是权力和主导权的象征。“重中”这个观念起源于商朝，当商朝把都城设在河南安阳的时候，他们自称“中商”。到了周朝，成王依照武王的遗愿把都城迁到了洛邑，在迁都时的誓文里，被刻在何尊上的铭文记录了“中国”这个词，里面写着“定居在这个中心地带，从这里治理百姓”，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提到“中国”的文献记录。中国的称谓，就是对于“中”的支配作用的一种展现和运用。“中”的支配作用，实际上源自古人对于中心位置蕴含生命力的认知。《文子·上德》阐释《道德经》时指出：世间万物都承载着阴气又怀抱着阳气，阴阳交汇形成和谐之气，这种和谐之气居于核心位置。因此树木的果实孕育在内心，草本的种子生长在荚果之中，鸟蛋和胎生生物都诞生在核心地带。生命源于生物核心，植物如此，动物亦然，其根本在于中心部位，例如植物种子中孕育着新生命，动物体内也藏有生命之源，因此程颢在《二程全书》中写道：“生命本质就是仁爱”。《左传·成公十三年》亦云“民众受天地中心之气而诞生”，这一自然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层面的行为准则，即形成了“把握两端而取其中”的处世之道《易传》中包含许多强调居中之道的内容，例如《讼》卦的彖辞提到“遇到德高望重者有利，因为崇尚正直中道。”《谦》卦的象辞说：“谦逊鸣叫，坚守正道则吉祥，因为内心真正谦卑。”《夬》卦的象辞指出：“行为适中则没有灾祸。”《观》卦的彖辞则说明“以正直中道观察天下”，这些论述都表明中正即是恰当，中正就能获得成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说：“中，是指不偏不倚、既无过头也无不足的境界。”《论语·先进》篇中亦提及“平衡适度”，主张若不能维持恰当状态，那么欠缺与过度同样会对事物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传统观念普遍认为，过度所造成的损害要超过欠缺，因此常常将“犯错”与“过失”并提。
《黄帝内经》把“平衡”理念用于生命保养和疾病成因的理解，一方面觉得活到老的前提是人的各种生命活动都能控制在恰当的限度内，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作为说明《内经》养生理念的总领文章，指出“活到自然老”的要求是“饮食有度，作息有规律，不胡乱劳作”，以及“心态平和，真气自然跟从；精神稳固，疾病怎么来呢。人的饮食、生活规律、工作休息、精神状态都要适度，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历代学者研究《内经》时，编写的注释书籍，比如杨上善的《太素》、李中梓的《内经知要》、张介宾的《类经》，都设有“摄生卷”这一篇章，特意用“摄生”这个词代替“养生”，就是要突出对生命各方面行为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性。
此外，《黄帝内经》中关于疾病产生的根本病因理论是“疾病源于过度使用。”该理论指出，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一切因素，无论是维持生命的基础要素，比如六气、饮食，还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表现，诸如情绪波动、日常作息、工作休息等，一旦使用过度就会引发疾病。例如，风寒暑燥火这些六气原本是自然界正常的气候现象，是生命存在的基础条件，但如果发生极端变化，就会转变为六淫。探究其本质，都归属于初春时节，过早出现则称为过度，会削弱所不胜的脏腑，而侵犯所胜的脏腑，这种情况被称为气机紊乱。食物是维持生命运作的基础，但过量摄入是引发病症的关键原因，《素问·痹论》提到“饮食过量，肠胃就会受损”，《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肥甘厚味，易生疮疖，如同持有空虚的容器”。因此，味过重于酸，会导致肝气过盛，进而使脾气衰竭，这些都是相关的说法；情绪波动原本属于正常的生命活动范畴，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记载，指出人拥有五脏，通过它们化生五种情志，从而产生喜、怒、悲、忧、恐这些情绪反应。但是说“情绪激烈损害阴气，过度高兴损害阳气，情绪波动失去控制，寒热气候失调，生命就会不稳固”；关于劳作和休息，《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五种过度劳累造成的伤害：长时间看东西伤害血液，长时间躺着伤害气机，长时间坐着伤害肌肉，长时间站立伤害骨骼，长时间行走伤害筋脉，这叫做五种过度劳累造成的伤害”；医治病症，不管是采用针刺疗法，还是使用药物，也都是这样，过度了就会出问题。《素问·刺要论篇》强调：“病症有浮沉不同，针刺有浅深之别，要依照病情施治，不要超过应有的限度。”超出适度就会损害内脏。《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提出“用猛药治疗疾病，要去除十分之六；用中等毒性的药治疗疾病，要去除十分之七；用轻微毒性的药治疗疾病，要去除十分之八；用没有毒性的药治疗疾病，要去除十分之九。谷物肉类水果蔬菜，要充分摄取营养，不要过量，以免伤害正气等等。因此，在《内经》里，“过度”就相当于疾病，例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诊断方法通常在清晨……所以可以诊察出有病变的脉象。”“有病变的脉象”，就是指患病时的脉搏状态。这些发病学内容，皆是儒家“重中”思想在医学中的体现。
崇和思想与《黄帝内经》的健康观
“和”的古代字形在文献中有记载，其原始含义是多种乐器合奏时产生的和谐声响，象征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协调，彼此影响，共同发展，最终形成理想状态。所以说，实现和谐的基础是参与事物必须存在不同，《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录了晏婴和景公的谈话，说明得很清楚，他说：和谐好比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和肉，用柴草来生火，厨师调和它们；用味道来调整，补充不足的部分，排除过量的部分，君子吃了，使内心平和……清与浊、大与小、短与长、快与慢、悲伤与快乐、刚与柔、迟与速、高与低、进与出、密与疏，都要互相补充，君子听了，使内心平和……如果用水去掺水，谁会吃呢？琴瑟的专一，谁能听得进去？这种相同是无法接受的。用厨师做鱼来打比方，解释了“和”的意义。《国语·郑语》说：“和谐能够产生生命，相同就无法延续。把不同的东西调和在一起才叫和谐，所以能够丰富发展，万物都归向它；如果用相同的东西去补充相同，最终会被抛弃。”这说明“和”的要点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调节，“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同”。和谐能够孕育生命，和谐充满活力；一致则无法延续，一致缺乏活力。这便是《论语·子路》中所说“君子追求和谐而不强求一致，小人强求一致而不追求和谐”的内涵。由此可见，注重不同事物的平衡共存、相互约束，是万物得以持续发展、不断繁衍的关键所在。
《黄帝内经》主张生命体具有繁复构造，其内部运作体系极为精微，从整体到细部，各种元素间持续进行着相互作用与平衡调整，《黄帝内经》将此现象归纳为多个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内脏功能、能量流动、情绪波动、饮食调养、生活作息以及气息运行规律等，这些基本要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理想平衡状态称为“和”，其中阴阳的和谐统一是“和”的最高形式，构成了维护人体生命活力与健康的基石，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阐述：“因此智者调和阴阳，使筋脉柔韧协调，骨髓强健有力，气血运行顺畅无阻。”这样就能使内外平衡协调，外邪无法侵袭，感官灵敏清晰，气息强健如常，……阴阳的关键在于阳气的固密，两者若不协调，就像春天没有秋天，冬天没有夏天，通过调和两者，这就是圣贤的准则，也就是说人体的筋脉等五体要和谐，内外气血要平衡，饮食五味要适宜，阴阳要协调，才能实现“和谐促进生命”，这是健康长寿的基础条件。
“天人合一”与《黄帝内经》生命体系
秦汉时期国家政治高度统一，也促进了思想的融合，表现为儒家与道家、墨家等社会思想的相互影响和交织，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的相互融合。其中，宇宙天人观的自然哲学思想对儒家人文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原是汉代研究经典学问的学者，被视为儒家学说的突出人物，他对于提升儒家学说的影响力以及传播其理念起到了关键作用，董仲舒率先倡导“废除其他学派，只尊崇儒家”，汉武帝采纳并实施了这个主张，让儒家思想在某个阶段里，从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转变成了国家的核心文化体系。董仲舒之所以能将儒家理念在思想界推广，关键在于他将儒家的人文道德，政治规则等跟天象地气观念结合起来，就是把儒家学说融入了天象阴阳学说，从而让儒家学说拥有了自然学说的根基。《春秋繁露》系统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将人类事务和政治运作的所有环节，都归结为天象的四时和五行的支配，即所有人类行为都必须依照天地气运的变化来实施，例如《春秋繁露·基义》中提到：“所有事物都有其对应关系……阴与阳相互依存；妻子与丈夫相互匹配；儿子与父亲相互关联；臣子与君主相互配合。万物没有不存在的对应关系，而每种对应都包含阴阳的互动。依照阴阳尊卑学说，可以归纳出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社会道德准则，《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有言：自然的运行规律，春天温暖以助生长，夏天炎热以助培育，秋天清凉以助收敛，冬天寒冷以助储藏，温暖、炎热、清凉、寒冷，虽然气息不同却功效相同，都是上天用来成就一年的原因。圣人是效法上天运行规律来治理国家，所以用庆贺来顺应春暖，用奖赏来配合夏热，用惩罚来适应秋凉，用刑罚来对应冬寒，庆贺、奖赏、惩罚、刑罚，虽然事情不同但功效相同，这都是成就王道德业的根本方法。依照四时更迭导致万物生长收藏的法则，可以推断出帝王应当施行“嘉奖、犒赏、惩戒、施刑”的政令；在《春秋繁露·五时顺逆》中，依据不同季节的孕育特性，阐述了政务活动的适宜时段安排，例如“木对应春季，体现生长本质，是农耕的根本……土位于夏季之中，促成各类作物成熟，属于君主职责，需遵循宫室规制……金象征秋季，标志着肃杀之气初现。此时应设立旗鼓、手持兵器，用来讨伐叛逆，禁止凶暴行为。冬季为水之季，潜藏于最幽暗处，此乃宗庙祭奠之开端。《春秋繁露》阐释儒家之伦理道德，其根本在于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理念。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天地运行法则为基准，将人类社会规范与自然变化一一匹配，主张人与自然气息相通、指令相同、活动相合，然而这种观点掺杂了唯物论和神秘主义的色彩，毕竟天地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为何人类行为必须遵循自然景象，现实中缺乏确凿证据支撑，所以尽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西汉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后来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和进一步发展。
《黄帝内经》是继《春秋繁露》之后，唯一一部全面阐述“天人合一”理念的著作，通过人体生命活动的表现，对“天人合一”理念进行了周密的验证和说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主张人的保养行为需配合春夏秋冬的生发、繁茂、收敛、潜藏特点来调整日常作息和情绪状态，一旦违背这种自然法则，就会引发季节性的健康问题，例如春天易致肝气不畅，夏天易生心脏不适，秋天易伤肺部功能，冬天易发关节麻木；还有《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金匮真言论》等篇章，都是说明人体内外的阴阳气息与五脏功能如何与天地间的阴阳变化、四时气候相协调的；而《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平人气象论》这些著作，则详细描述了脉搏跳动会随着季节变化呈现春天如弦、夏天如洪、秋天如缓、冬天如沉的规律性特征，实际应用时检验效果，从未发现偏差。《黄帝内经》阐释生命过程，核心在于时间轴上的演变，涵盖日升夜降、春夏秋冬、月圆月缺、五行六气、天干地支等不同时间阶段，相比之下，年度以内的小周期主要表现为身体机能的波动，而五运六气的大周期则侧重于病理状态的转变。《黄帝内经》构建的人体生命体系，是天地自然和人的高度统一，通过能够被观察的人体生命形态，《黄帝内经》对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做了最形象的表达和最确凿的证明，正如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说“天地的景象区分开来，阴阳的征兆排列清楚，变化的缘由显露出来，生死的现象显现明白……考察它的言论有根据，验证它的事理没有差错。”
“仁者爱人”与《黄帝内经》诊疗意识
儒家学说中，“仁”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论语》这部典籍里，“仁”这个概念出现了109回，其意蕴深邃且多样，是孔门学说中衡量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价值追求等方面的最高准则。李祥俊指出，“孔子的仁包含主导之德、本源之德、圆满之德这三个主要层面，涉及道德实践和价值判断的主要范畴，也为后世儒家仁学研究的核心框架奠定了基础。“仁”在周朝时期就已出现，其字形由两个“人”组成，所以从根本意义上看，它指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爱和友善，例如《礼记·经解》中提到“上下相互亲近就是仁”，《礼记·丧服四制》也说明“仁德之人，可以观察他的爱护之心。”由此可见，《说文》对“仁”的解释：“仁，就是亲近”，是非常恰当的。
“仁”这一思想的形成，源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古代夏商周三代，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们组成庞大的家族群体共同生活劳动。为了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群体成员之间必须培养和睦友善的情感，建立相互关爱互助的互动模式。这种关联的根本，在于彼此有血缘联系的家族同辈，所以，《礼记》开篇就提到“抚育他们，栽培他们，成就他们，这是仁德的表现。”照顾他们，培养他们，帮助他们，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根本情分，这就是最普遍的一种仁爱，是最自然的“仁”。然而，对个人品德与文明水准的进步，仅仅局限于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论语》将其确立为晚辈对长辈的孝敬、对同辈的友爱，认为这类情感更为关键，是最核心的“仁”，《论语·学而》中提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就是仁的根本啊。”“孔子说：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友爱兄长，言行要谨慎，诚实守信，广泛地爱护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仁”为核心，这种亲近的情感会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这就是“泛爱众”，它意味着对所有的人都要表现出友善和关怀。《论语·颜渊》中记载了孔子和樊迟的问答，樊迟询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通过爱人的方式来体现仁，说明仁的含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范围，而是发展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普遍应有的亲近感、和睦态度和关爱精神。随着历史演进，社会结构不断调整，人类文明逐步进步，人际互动日益复杂，对个人品德与举止的期待也变得更加立体多元，其中《论语·阳货》中记载的五种优秀品质，被公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道德规范，而这五种品质，都被当作仁爱的象征，文章内容是“子张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能在天下践行这五种品质，就是仁。”子张进一步追问，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爱。”恭敬就不会受辱，宽厚就能得人心，诚信就会获人信任，勤快就能建树功业，仁爱就能驱使他人。而且，在《论语》众多场合和针对不同人时，对仁的解释各有侧重。不过，仁者爱人是其最核心的意涵。
《黄帝内经》致力于延长民众生命、解除疾病痛苦作为目标，将“仁”的哲学理念融入医疗实践全过程。当患者承受病痛与不平时，医师施治必须怀有怜悯之心，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与情绪状态，如《素问·移精变气》所述：“关闭门窗，让病人静处，反复询问其感受，顺应其心意，能得其神志者可愈，失去神志者难生。”要探明病人的具体情况，需顾及病人不愿透露的难处，单独进行询问，以维护病人的私密；在《素问·疏五过篇》中提到，凡是未曾诊察病情的人，一定要询问病人过去曾显赫后来落魄的经历，即使没有受到外邪侵袭，疾病也会从内部产生，这种情况称为脱营。另外，询问病人过去曾富裕后来贫穷的经历，这种情况称为失精，五种气机郁滞不散，疾病就会相互合并。面对各种不同状况、承受不同苦难的病患，不会阿谀奉承，必须仔细询问病情，体察过往的打击、当下的困境给患者心理和身体带来的伤害。在医学教育方面，《素问·金匮真言论》强调行医者，必须品德高尚，举止得体，因此培育新人，要谨慎选择对象，传授的知识和经验要真诚，说“不是合适的人不要教导，不是真实的内容不要传授。《素问·气交变大论》中指出，若未能将知识传授给合适的人，便等同于违背了传授的准则；若将知识传给了不适宜的人，则是对上天所赐宝贵智慧的轻慢。这一观点与另一文献所阐述的道理一致。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 大医精诚》中，进一步阐发了《黄帝内经》中关于医者应当怀有仁爱之心的理念，他写道，所有优秀的医生在治疗疾病时，都必须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不存私心杂念，首先要激发出深厚的慈悲与同情，立下誓言要救助世间所有受苦的生命。遇到病患寻求救治时，无需询问其身份地位高低，财富多少，年龄大小，容貌美丑，与自己是仇是友，华夏外族，愚笨聪明，都应平等对待，如同对待最亲近的人一般。”这句话是中医学子入学时需要宣读的誓词。
总而言之，儒家堪称中华文明的核心支柱，其根本观念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行准则、价值追求以及行为规范，与此同时，这些根本理念也在《黄帝内经》的生命观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和有力印证，该书通过详尽描述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有力说明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性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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