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却面临近百年深重危机？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是最能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分支。正如国家领导人2010年6月20日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揭幕典礼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医药学融合了精深的哲学思想，囊括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养生观念以及相关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重要途径。中医药学深刻蕴含了华夏传统文明的主要思想理念、独有认知模式，汇集了前代自然哲学与人文探索的精粹，借鉴了孔孟、老庄及释家思想的精髓。它是古代遗留下来并且持续产生巨大影响的科技文化类型。
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医文化在过去一百年里遭遇的严重困境，特别是当前中医学科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困难，许多人对其抱有质疑乃至否定的看法。所以积极推广中医文化，既是复兴中医、增强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关键举措，也是达成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方式。
中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四大支柱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注重“生长”这一概念。“生长”的含义是什么？《说文解字》解释说：“生长就是前进的样子，像草木从土里冒出来。”也就是说草木从土中生长出来，这就是“生长”，它代表着生命，也代表着生存和生活，更象征着不断繁衍的过程。《黄帝内经》中提到：“人是从大地中产生的，生命却悬于天际，天地之气相合，就形成了人。人能够适应四季变化，那么天地就是人的父母；人是依靠天地之气而生长，按照四时的规律而形成。”生命的基础在于阴阳平衡。可以说，中华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研究生命的学问，是探讨生命繁衍的规律，是阐释生命价值的体系，是传承生命智慧的文化。古代典籍《周易》有言，宇宙万物不断变化，就是生命力的体现，天地间最伟大的德性就是创造生命。《周易》揭示了生命繁衍的法则，中医则提供了维护生命的手段。所谓手段，指的是调理身体的工具。儒家、佛教、道教都强调生命法则，推崇生命德性。中医认为，人体如同微缩世界，世界也包容着人体。天地与人身是结构相似、秩序相通的生命整体。中医既关注生命的生长规律和道德准则，也重视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和运作方式。不可小觑中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医学家是与儒释道思想并列的中华传统文化四大基石之一。儒释道医四者的关联，可以用一幅阴阳图来阐释。
在太极图里，儒家代表白色，象征阳刚特质。儒家的核心思想源自乾卦，强调积极进取、刚强有力、勇猛无畏、坚韧不拔、奋发昂扬。道家则对应黑色，代表阴柔特性。道家的核心理念体现于坤卦，主张宽厚包容、柔顺沉静、顺应自然、甘居人后、以柔胜刚。佛家位于太极图的边缘位置，因为其教义注重“空性”，宣扬“四大皆空”与“五蕴皆空”的观点。至于医家，其象征位置并未在图中标明。在中间曲线位置上,中医主张阴阳平衡。有人批评中医过于简单,认为生病就是阴阳失衡,治疗就是调整阴阳,病愈就是阴阳恢复平衡。我认为这种看法很正确,因为越是简洁的道理越能揭示事物的根本。中医追求调中,儒家提倡中庸,道家主张中道,佛家宣讲中观。儒释道医四者相互渗透，彼此交融，浑然一体，和谐无间，合成了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中和”的核心内涵。
平衡和谐是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理念，也是万物生长的必要条件。《周易》有言：“维持太和状态，才能获得吉祥。”儒家主张“平衡是世间根本，和谐是普遍准则，达到平衡和谐，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繁衍。”道家《道德经》阐述：“万物都包含阴和阳，阴阳交融形成和谐。”佛家提出“中道”——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用“八不”的辩证思想来阐释空无。“平衡”理念在传统医学中表现最为充分。可以想象，倘若没有“平衡”，自然界万物如何能够持续繁衍？人类身体怎样能够保持强健和长久？
医学是仁爱的事业，其中“仁”完美诠释了“促进生命成长的美德”。朱熹认为：“仁是天地孕育万物的根本，也是人类获得心灵的源泉。”戴震则明确指出：“仁就是促进生命成长的美德。”儒家将“促进生命成长的美德”贯彻在人际交往中，医者则体现在疗病救助上，“医德高尚”的“仁爱”要求是医生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动指南。明代名医陈实功主张要通晓儒学哲理，才能明白医学真谛，古代华夏众多融合儒道佛思想的医者，将中华文明根本价值观念与精神风貌融入了医疗实践之中。
中医“象数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典型
中医借鉴《周易》的推理方式，运用观察事物形态进行归纳，以及根据形态进行类比的系统方法，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体内部各器官相互协调的理论框架。中医是《周易》所代表的“象数思维模式”最突出的实践者、最彻底的执行者、最广泛的运用者。“象”最初是指能够直接看到的形态，也就是客观事物的表面特征。中医所说的“象”不再局限于明确的物体形态和事件现象，而是演变为功能表现、相互联系以及变化过程的“象”。从固定不变的“象”转变为变化的“象”，从实在的“象”发展为功能性的“象”，让原本混乱无序的宇宙变得井然有序，也让人体同宇宙的相互关联变得条理分明。
中医理论始终围绕“象”展开，诸如脏腑之象、脉象、舌象、证候之象、药物之象等不胜枚举。剖析人体生理构造时，将内在脏腑器官、生理区域以及情绪变化，与外界环境中的声响、色彩、节令、气象、方位、气息等，依照“象”所代表的功能特征进行归类。正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载：五脏的表象，皆可相互参照推演。心脏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精神意志，主管血液循环，天地间所有与红色、征音、火、夏季、炎热、南方、苦涩、七进制、羊、黍、荧惑星等相关的现象都可以归入心脏范畴。其他四个内脏器官也采用类似方式对应。这种象征性关联可以持续延伸，只要事物之间的作用机制、运动特征一致，就能够无限制地展开推演和联想。一旦现实情况与这种对应产生冲突，就必须以功能特性为依据进行调整。中医中“左侧对应肝脏右侧对应肺部”的论断非常具有代表性。肝脏位于身体右侧，但为何称作“左肝”？这其实是从其作用特性及动态特征角度而言的，肝脏具有向上升发、条畅气机的特性，因此与春天、东方等事物相联系，东方在方位上对应左侧。所以“左肝右肺”这一说法并非基于解剖学（即形态结构）的描述，而是从功能特性（即象征意义）出发的。中医在辨识病症时，也常运用类比方法，注重分析“证候”而非拘泥于“病症”。各种病症的表征被归纳为“证”，比如头晕想要摔倒、手脚痉挛、颤抖等病症，都体现出不稳的特性，和善于活动的风相似，因此能够归类为“风证”。“证”就是一种典型的“象”。
形象与数值紧密关联，形象可以剖析，例如病理征象能够划分成五种，即五脏，亦或表示五个主要功能区域。八纲分析则将病症归类为阴阳、内外、虚实、寒温八个方面，当然通过组合还能衍生出更多分类。而且，在形象数值体系中，具体的数值通常并非精确计量，而是描述性质。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载，八、七、五、九、六这些数字，分别对应着人体内的五脏，即肝、心、脾、肺、肾，这种对应关系是依照河图中的五行成数来确定的。
中医的象数思维体系主要体现为“气-阴阳-五行”这一框架。“气”构成了中华生命观念的基础。“元气论”和“气本论”是中医传承的传统理念，它将“气”视为人体生命存在的基础和内在属性，“气化”过程是生命活动演变的核心动力。“气”具有持续性和规律性，它存在于介于具体物质形态与抽象空间之间的过渡阶段，能够实现形态与虚空之间的相互转化。中医将“气”视为构成生命的根本要素，同时它也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代表生命所蕴含的力量。“气”这一核心概念，直接塑造了中医理论的综合性视角，强调了身体各部分的相互关联，注重功能运作的整体性，并且在诊疗过程中倚重临床经验与直观感受。
阴阳与五行是气的不同样态和显现方式，同时也是中医象数思想的核心框架。中医觉得人体同宇宙万物一样，都具备阴阳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联。阴阳可以称作天地间的运行法则，万物的总纲，变化的本源，生死的关键，精神世界的根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及，阴阳可说明人体构造方式，生命活动机制，疾病发生情形，病症分辨依据，施治法则，以及药材特质等事项。五行本质是阴阳的进一步剖析，由两对阴阳——水与火，木和金，再结合中央土，共同构成五行体系。中医借助五行作为关键连接,以五行和五脏的对应关系为根本,把各种生理功能、形态结构、心理活动、发声特征以及空间位置、时间变化、视觉表现、味觉感受和生命转化等要素都包含进来,通过这种方式阐释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以及个体内部的协调性。运用五行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来阐释各类关联，例如人体五脏各自存在促进与被促进、制约与被制约的生理关联。这些关联将五脏组合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促进关系体现为母脏病变影响子脏或子脏病变波及母脏的演变，制约关系则表现为过度制约即乘袭以及反向制约即反侮的病变进程。五行理论还普遍应用于医疗诊断和处方施治等领域。
中医的思考方式跟西医以及现代实证科学截然不同。中医强调全面、功效、直觉的思考方式，西医则侧重剖析、构造、实验的思考方式。这两种方法论的差异反映出本体论上的不同。众所周知，原子学说既是古希腊哲学的关键构成，也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承。原子学说主张原子是世界的根本。要理解“原子”，就必须运用分解、简化的方法。纵观西方医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始终都在借助这种方法，来寻找组成人类生命的核心成分。
中医药学从未选择僵化、割裂的路径，而是坚持运用关联、整体、融汇的思路。该医学体系视人体并非可任意拆解的物件，而是一个相互依存、持续变化的整体构造。体内的小环境与大环境相互呼应，与外界天时、物候、方位以及所有事物形成呼应关系。从全局、宽泛、变化、关联的角度理解生命活动，正是中医药学的独到之处，这同样代表着生命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医缺乏量化分析的方法，导致在生理病理方面难以明确细节、结构不清、缺乏精确数据，在诊断辨证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理论体系过于笼统或固化，这些弊端制约了中医的进步，也形成了中医与当代科学之间的壁垒。
中医“仁和精诚”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
中医药学的根本思想、伦理准则、实践准则、诊断方法、保健方式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心思想，我把中医药学的中心思想总结为“仁爱和睦、精准诚信”八个字。
仁是中医者的根本准则，彰显了中医工作者仁爱众生、珍视生命的道德观念。医师的使命在于传播阴阳之理，维护自然本真，在于疗疾助人。中医称作“生命之器”，旨在辅助人类健康长寿，是维护人类繁衍不息的方法和手段。中医的至高道德追求是能够顺应造化、效仿天道、拯救生命以达成“生长”的仁心。
和谐是中医药学所推崇的极致状态，彰显了医学从业者对均衡理念的尊崇。医学领域主张健全个体需兼顾三个维度的平衡，即个体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个人与社会群体的融洽，以及身体机能与精神层面的统一。古人提出“天地的气相合，便称作人”，指出疾病产生的根源在于违背了天地阴阳及四时变化的规律，导致人体内部阴阳失衡，因此治疗的关键在于通过调节使阴阳恢复平衡状态。再说，中医注重病患互信，同行间互相尊重，重视治疗过程中各方关系的平衡，追求和谐之美，这种“和”体现了中医药的理念、方法、措施以及最终目的的一致性。
中医的职业精神以“精”为核心，彰显了从业者的职业标准。人的生命极其宝贵，价值无法估量。因此对医疗技术的要求极高，必须追求极致的精准。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强调医术是“极其精细微妙的学问”，所以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首要具备高超的诊疗能力，学习医学的人必须“广泛钻研医学本源，勤奋刻苦永不松懈”。《礼记》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其意指未深入钻研《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诀》或《伤寒论》这三部经典著作的医生，不能算作称职，其开具的药方不可轻信。历代医学教育和医疗活动中，对医生的专业能力要求始终以“精”为准则，这一理念逐渐演变为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
“诚”是中医药学行为规范的极致标准，展现了医师道德品行的崇高水准。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强调医者必须真心救助患者：治疗疾病时需保持心神安定，不存私心杂念，首先要怀有极大的仁爱怜悯之情，立下誓愿普遍解除所有生灵的痛苦。要具备“看到他人痛苦，如同自身承受”的感同身受能力，“对待所有病人，都应像对待最亲近的人那样”，不能犹豫不决，只考虑个人安危，爱惜自身性命。也不应“一时表现自己，猎取虚名”、“凭借个人能力，独占财物”。真正医术精湛的大家，其精神状态是“澄明宁静，庄重可敬”。他们心胸开阔，既不偏激也不昏聩，这种境界正是“诚”的完美体现。
中医的发展方向关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命运
中医药学在漫长岁月里持续融合华夏文明各方智慧，汉代医术融合了先秦儒家道家及诸子学说，隋唐往后则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还不断吸收历代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堪称医学史上的典范，同时也是文化史上的瑰宝。
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医一直经历波折。随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剧烈震荡，中医不仅失去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甚至好几次险些被废除。科学观念的泛滥，让“是否科学”变成了“是否合格”的评判依据。所有不符合“科学”标准的事物，都会受到指责和排斥。中医药学当然也无法幸免于这样的“资格”审查。科学主义的主导地位下，所有冠以“中”字的事物都丧失了合理性。
中医的存亡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困境。由于长期以来受西方文化主导地位和科学至上观念的影响，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信念遭受了反复的削弱，宝贵的中华文化也承受了连绵不绝的破坏，中医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中医的进步已经到了决定其命运的紧要关头。
中医该怎样进步？因为观察角度不同，立场也有差异，中医领域以及整个学术圈出现了众多不同派别。这些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称作“新潮派”，涵盖分离派、修正派、再造派、科学化派、西式中用派等。这一派主张，需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把传统中医的系统转变成科学化的体系。中医学是一个融合了巫术、哲学、科学等诸多元素的多元体系，需要将那些不具备科学依据的部分逐步分离出来并加以淘汰，仅保留其科学内涵。还有另一种观点被称为“传统派”，涵盖补天派、重认派、中体西用派等流派。这一派别强调以中医固有的传统思维模式为根基来探索和推进中医发展，在不损害中医理论体系及思维方式的条件下，针对中医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正和完善。主张运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方式和工具，但不可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尺度来评判中医、革新中医，务必重视对医学宗旨的再度理解，务必建立医学的全新价值体系。医学的宗旨并非单纯消除疾病，而是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必须确立以人为核心的理念。
对于这个议题，我于世纪之交阐述过一种“传统医学科学化困境”——“传统医学能否在维持自身非近代科学特质的同时完成科学化进程？”依我之见，传统医学的演进须遵循其固有法则，不可套用西方科学或西方医学的路径。中医药要进步，必须先厘清其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要重新发掘中医药自身阐述的“表达方式”、思考模式、核心思想，从而营造适宜成长的良好环境，或给予中医药前进所需要的滋养。要推动中医药发展，必须坚守其独有的特质。中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区别于现代医学的基本特质，有些人认为整体思维和辨别治疗是中医的特色，有些人则视元气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医的特色，另外有些人还把脏腑功能理论看作是中医的特色。我的看法是中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独有的思考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之前提到的“象数模式”，中医正是以功能框架和相互作用的抽象概念为基础来建立人体生命构造的。当然，中医药的进步离不开当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支持，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技术和工具。
中医药学涵盖了科学、人文等诸多元素，是一个极为错综的集合体，其构成要素可划分为“形”、“气”、“神”三个维度，其中“气”与“神”构成了中医药的独特性，也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部分，倘若摒弃“气”和“神”仅留存“形”，那么这种中医药的形态，其水平甚至无法达到西医最基础的形态学、解剖学层次。中医和西医都致力于探究人的生命活动，人并非单纯的分子生物构造，而是具有鲜活生命体的存在。医学需要迅速回归到关注人的整体生命本质，必须重视“气”与“神”这两个重要层面。
老子其实已经指明了如何应对外来文化，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明辨而用”。在坚持自身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同时，必须深入了解西方文化，需要具备宽广的胸襟，并且将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助力。中医的复兴完全可以采用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路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应当和谐共存，就像鸟儿的双翼，一起为当代中华文化和中医进步注入活力。
我的看法是，中医药的进步需要采取“发扬优点摒弃缺点”的策略，要“明确该做与不该做的事务”，要着重突出自身的长处，对于不足之处则借助现代医学进行补充。中医药在应对代谢异常、免疫功能紊乱、器官功能失调等病症时表现出良好效果，对于涉及多个器官、多个系统、多个作用环节的复杂病症或特定治疗阶段，也能提供有效方案，同时有助于改善身体不适状态，指导日常保健，延缓衰老进程，应当积极发挥这些长处，而在那些明显不属于其擅长领域的病症上，则应审慎选择，中医药的发展进步必须立足于自身理论体系，将其作为根本依据和前进方向，不能以外来的医学模式作为参照物。
弘扬中医文化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理性选择
长期以来，中医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始终未获应有关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通常只重视儒家、道家及佛家思想，却常将中医文化的研究弃之不顾。中医学界方面，往往只聚焦于临床实践与实验探索，同样忽视了中医文化层面的探讨。
中医药学复兴是促进中医药学发展的关键路径，同时也是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核心路径，其影响深远。北京师范大学数年前开展“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对全国大学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象征中，语言文字、孔夫子分别位列前两位，中医药学排在第六位。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持续增强，其价值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众多海外人士开始采纳中医药进行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中医药所蕴含的诊疗技术与养生理念，也转化成了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华文明与中医学说的根基相同，二者密不可分，犹如树木生长的景象，一棵树即便再繁茂，倘若其根基土壤缺乏养分，也会逐渐衰弱枯萎。当代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成长，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日渐疏远，对于传统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更是缺少应有的理解。很多人觉得，那些用文言文写成的文化经典和中医药书籍像是看不懂的怪书，那些用文言文记载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医理念，就成了现代人不 easily 的一个障碍。要让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得到继承、进步和复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而通过推广中医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
张其成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文化重点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委会副会长，张其成国学基金发起人。著有《易学与中医》《易道主干》《全解周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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