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研究黄帝内经校注语经，张其成带你读懂经典
张其成
新安医家研究《内经》概要
燕 都 讲 坛
摘要
涉猎领域宽广的新安医家，有着诸多建树，特别是在对《内经》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笔者于进行《新安医籍丛刊·医经类》的校注工作时，深切觉得应当阐发那些尚未被阐发的内容，以此彰显其功绩。
前言
众多新安医家因研习《内经》来进行著述，的确难以全部列举出来，挑选其中较为重要的，明代有吴昆所著的《素问吴注》，汪机的《读素问钞续注》，徐春甫的《内经要旨》，丁鑽的《素问钞补正》，清代有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胡澍的《内经素问校义》，郑麟的《灵素汤液溯源》，王桂元的《内经探微》，鲍漱芳的《灵素要略》以及《素问灵枢注证发微》，江之兰的《医津一筏》，罗美的《内经博议》，等等。尤其是吴昆、胡澍、江之兰、罗美、汪机、汪昂这些人的著述最有影响力，并且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特点，受到研读《内经》的人推崇。
吴昆校注并研究《内经》，在新安医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在历代注家中也是极为显著的。《素问吴注》以王冰的二十四卷本作为底本去进行训释。在每一篇的开头，要么解释篇名，要么简略地叙述全篇的主要意思，能抓住要领。它的注释，不光在文字方面，而且在医理方面常常有新的见解，后面这一点尤其比别人高明。对《素问》的生理、病理、脉法有着深入的理解。这和他丰富的临床经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汪机之功在于补注滑寿所著的《读素问钞》，滑氏挑选《素问》相关内容，“去除其繁杂冗长之处，摘取其关键要点，并且所做编排，各自依据类别归拢”，分为脏象、经度等十二类，算是摘要分类研究《内经》最早的。然而注释过于简略，对于《素问》隐晦深奥的含义，没能透彻明白。汪机眼光独到，为其继续注释，有的采用诸家注释在其中参补，有的附上自己之意来阐明经典旨意。能够讲滑氏著作之所以影响力长久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汪机的续注。
汪昂其贡献在于，把《素问》、《灵枢》进行作比类分次的研究，在前代虽存在有分类却又加以注释的情况，然而“两经从来就未曾有过合编的人”，滑氏仅仅选取了《素问》，并且“将全文进行割裂，进而再去贯穿，虽然分了门类但却凌乱错杂，于是失去了原书的本来面目”。汪昂对此有所感触，因而选择《素》、《灵》两经的精要内容，划分成脏象、经络、病机等九类，“按照类别归属在一起，以此方便观阅浏览”。虽然进行了删节但段落依然保持原样，所以没有滑氏那种割裂原文的弊端。其节选唯独不收录针灸之法，并且认为《素问》文字详尽义理完备，治法兼顾多种方法，所以更侧重于《素问》。其中七十%经由诸家采选而来，三十%是自身得出来的启发，注释明白且妥当，在理论以及实践方面具备较大价值。
胡澍小学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通晓音韵，精通训诂，所以他所做的校注大多很确切。《内经素问校义》挑选了《素问》当中的三十则，展开校释，整本书是一卷。在诸多的《素问》校注著作里面确实算是质量很高，只是凭借它所挑选注释的条文数量过少。
江之兰对《内经》展开研究，是从临床证治这一角度着手的，他挑选了《内经》当中的条文十四则，进而纂集成了十四篇属于个人的心得。其涉及的方面虽说不算广泛，然而所探讨阐述的这些文章，在道理的剖析上深刻且透彻，并且与临床实际相契合，具备颇高的实用价值。
罗美所采用的分类注疏的那种体例有着相当丰富的层次性，《内经博议》它综合了《内经》之中的主要内容，将其划分成天道、人道、脉法、针刺、病态、述病这个六部 ，每一部又进一步被划分成了若干的篇章 ，依据着《内经》的原文 ，参考了各家的注释后 ，展开阐述并进行发挥 ，对于临床而言是最为实用的句号。
综观新安医家,研究《内经》有两个主要特点。
精研声义,勤于校注
距离现代年代颇为久远的《内经》，其文字呈现出古奥的特质，蕴含的旨趣极为精深，并且历经多次动乱辗转抄写，多半存在脱漏、错误、衍文的情况，就算是经过了后人的校注，其中也不乏错误与遗漏之处。确实如《内经要旨·自序》里所说的那般：“从唐朝一直到宋朝，屡次诏令名家进行校正，校正之人虽辛勤劳作，然而真正的真传却未能获取到。”新出现的安地医家在进行校勘时颇为勤奋，在训诂方面极为精通，纠正了《内经》以及前人注释里的很多错误。他们在校注的时候，有的依据声音来探求字义，有的根据文本去论证含义，对前人的观点有所借助，却并没有拘泥于此，大多有创新之处，致力于还原《内经》本来 的面貌。
胡澍氏于校注范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呈现出最为显著突出的态势。《上古天真论》之中存在着“不时御神”这样的语句表述，林亿依据其他版本将“时”改作“解”，胡氏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认定“时”具备“善”的含义，所谓“不时御神”，诠释为不善于驾驭精神。胡氏从《谓摩正义》等诸多古代文献里寻觅到相关佐证，表明“时”“善”以及“解”这三个词的语义相通，所以并不存在更改文字的必要。同篇当中还有“淮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这样的句子，胡氏广泛地旁征博引，认定“奇”应当为“苛”，“苛”的意思就是“病”，“苛病”乃是同义词连用所构成的复合语。关于《生气通夭论》里“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林亿称“饶生大丁”，胡澍觉得“足”是“是”字有误，“是犹则也”，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则”比“饶”语义更通顺合适。同一篇中“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里的“传”很难理解，胡氏认为“传”应当是“抟”有错误，“抟”同“专”，是精神专一的意思，非常妥当。
吴昆校着重以医理、文理作为依据，《气穴论》载“荣卫分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腘”，吴氏按照《皮部论》“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䐃破”的说法，认定“大腘”是“大䐃错误（“䐃，音jùn，是指肌肉突起处），又有《五运行大论》称“北方生寒……咸生肾……其用为”，最后一字原本缺失，吴氏补上了“藏”字，张介宾表示赞许并解释说：“闭藏生气，水之用也。”，还有《阴阳类论》提到“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溓水。”。王冰觉得“阴阳交”是病名，吴氏却不这么认为，觉得是“阴脉出现在阳，阳脉出现在阴。阴阳交，位置互换了。”依据《五运行大论》说的“尺寸相反的会死，阴阳交的会死。”由此能看出吴氏的话没错。《调经论篇》称：“形体充沛有余就会腹部胀满，大小便不顺畅。”王冰认为“泾溲”是大小便的意思，吴氏却觉得只指小便。根据刘熙《释名》里说的“水径直流动有波纹叫泾。泾，就是径直的意思。与‘溲是二便的统称。’”可见在“溲”前面加上“泾”字，就专门指小便了。
汪机着重于补充并修订滑氏的注释，目的在于详尽明晰经义。《阴阳应象大论》当中说道：“水火者 ，阴阳之征兆也。”汪氏接着注释说：“征 ，为信之意 ，兆 ，是先的意思。凭借水火所具有的寒热彰显出来 ，方信阴阳的预先征兆啊。”又有“观水火之气 ，那么阴阳征兆 ，乃是能够明了的先兆呀。”《五脏生成篇》存在“徇蒙尤 ，目冥耳聋”这样的句子 ，滑氏注释称：“徇”乃是“眴”的错误写法 ，“尤”是“摇”的错误写法 ，汪机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招尤”与“招摇”相通 ，是一个联绵词。“徇蒙招尤”实际上说的是头目昏蒙 ，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调经论》里提到：“病在血 ，调之络。”。滑氏引用王冰的注释，说：“血病的话，络脉会出现变化，所以要调理络脉。”汪机接着说：“易就是改变其原本的常态。”。
结合临床,阐发经旨
新安医家对《内经》做分类摘要，以此使内容变得系统化，还使其条理化，除此之外，更着重于结合临床体验，去阐明并发挥《内经》理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医名词术语的训释方面。新安医家大多是临床大家，所以他们阐发经旨经常有独到见解且切合实用。
在对于医理以及经旨的发挥方面，吴昆应当被推举为首领。《灵兰秘典论》存在“三焦者，决渎之官”这样的语句，吴昆注释道：“决，意思是开启。渎，指的是水道。上焦治理不善，水会溢流到高原地带；中焦治理不善，水会停滞在胃脘中间；下焦治理不善，水会蓄积在膀胱。所以三焦之气正常运行，就成为开启疏通沟渠水道的器官，水道便没有泛滥蓄积的忧患了。”在此处，吴氏结合临床所见到的病变情况，以此来说明“三焦决渎”的生理功能，不但阐发了《内经》未曾阐发之处，而且还对临床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天元纪大论》说过：“鬼臾区讲：天以六作为节度，地以五作为制度。”。将周天气者，六期作为一备；把终地纪者，五岁当作一周。”那其中所提到的天气，究竟是指主气、主运，还是客气、客运呢？向来没有定论。吴氏注释说：“六年天气循环一周称作一备，五岁五行迁移全部结束，叫做一周。这似乎是针对客运、客气而言的。要是主气、主运的话，每年都不会改变，不存在迁变之事。”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关于脉法，吴氏更有着独特的见解。《五脏别论》讲：“五脏六腑的气味，全都源自胃，在气口显现变化。”。吴氏做了这样的发挥：五脏六腑的气味，都是从胃产生的，然后熏蒸到肺，肺获取了各个脏腑的气，再转输到经络，所以才在寸口表现出变化。《五脏生成篇》说：诊病开始的时候，以五决作为纲领，想要知道病症的起始，先要建立其“母”。“母”指的是什么呢？各种说法不一样。王冰觉得应该是指五气，张介宾觉得应该是指病因，马莳觉得是指五脏相乘之气，高世栻觉得是指病本。把这些应用到临床，都不完全合适。吴氏说：“始”，是得病的根源。“建”，是建立的意思。“母”，是顺应时令的胃气。就像春天的脉象微微弦细，夏天的脉象微微钩状，长夏的脉象微微濡软，秋天的脉象微微像毛，冬天的脉象微微如石，把这称作中和而且有胃气。土是万物的母亲，所以称它为母。要是弦象极为明显，那就可以知晓病症起始于肝脏；要是钩象极为明显，那就可以知晓病症起始于心脏；要是濡软之象极为明显，那就可以知晓病症起始于脾脏；要是毛象极为明显，那就可以知晓病症起始于肺脏；要是石象极为明显，那就可以知晓病症起始于肾脏。所以说：想要知道病的起始，先要建立其母。”吴氏的注释比较契合临床实际。
汪机进行续注时有着好些个人颇为精当的见解 ，《五常政大论》里提到 ，“病存在久暂之分 ，方剂存在大小之别 ，药物存在有毒无毒之异 ，原本就应该有常规的法度。用大毒之药治病 ，病去十分之六 ；用常毒之药治病 ，病去十分之七 ；用小毒之药治病 ，病去十分之八 ；用无毒之药治病 ，病去十分之九。谷物 、肉类 、果类 、蔬菜 ，通过饮食调养来使病邪消除殆尽 ，不要让其过度 ，以免损伤正气。”汪机对此加以发挥称 ，“约 ，就是节约之意。倘若用无毒之药治病 ，病已消去十分之九 ，必须以此作为节约 ，不要再用药了。必须用谷物 、肉类 、果类等顺应五脏所适宜的 ，食用它们 ，调养它们 ，来消除剩余的病症。”。并非有毒的药物，其性质即便平和，倘若长时间服用大量，那么气就会出现偏胜，藏气也会相对偏弱了。大毒的药物毒性猛烈因而造成的伤害多，小毒的药物毒性平和因而造成的伤害少，常毒的药物毒性比大毒低一个等级、比小毒高一个等级，其所造成的伤害由此可知。所以达到一定限度就必须停止。”从临床实际对“有毒无毒治病，服之有约”的道理作出了解释，见解颇为独到。《三部九候论》讲道：“神，都是五脏之神，所以称作神藏。所说的形藏，都如同器具向外张开，空虚而不充实，与外物相合而藏纳，所以称为形藏。”汪机再次解释说：“仅仅有器具而没有所藏纳的东西。”突出了形、神之间无法分割的联系。
汪昂于医理方面同样有着发挥，就好比是《疟论篇》当中所阐述的那般，其言“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在当时那个时候，阳虚进而阴盛，体表无充足之气，所以首先会出现寒栗之象；阴气逆势至极，便又复出于阳，阳与阴再次并于体表，如此一来阴虚而阳实，故而先是发热且口渴。汪昂明确指出，“阴阳相移，更虚更实”，虽仅仅寥寥数语，然而却揭示出了疟病寒热相间的内在机理。
所谓之江之兰，那可都是凭借着面临尚未证实的治疗之法来阐述、发扬岐黄之精深旨意的。就好比，他在进行疏解论述“治病必须探寻其根本所在”以及“邪气所聚集的地方，其正气必定虚弱”的这两个方面之时，有着诸多的拓展发挥之处，其说：“邪气趁着机体虚弱之时而侵入，这就是虚弱作为根本，邪气作为表象，去除邪气可不能不加上调养正气这一关键环节。这样的一番注解说明，是众人都相仿的。然而，也存在着身体强壮盛实之人突然遭受邪气侵袭的情况，就比如外感风寒、内伤饮食这一类状况，原本的正气未必都是虚弱的，在遭受疾病之后反而显现出了正气虚弱的种种迹象。倘若营卫遭受邪气侵袭，那么身体屈伸就会不顺畅，行动起来显得衰弱疲惫，要是脾胃受到邪气侵害，就会四肢没有力气，出现厌恶食物、呕吐泄泻之类情况，在这种邪气已经聚集之后，人体之气必然也会虚弱，这是虚因邪气而显现出来，邪气是根本，虚是表象，这个时候只应当赶紧去除邪气，那么正气自然就会恢复，不必顾虑正气虚弱而用药有所牵制。这一条注释，是我独自提出的。”江氏的注释的确独特且详尽。再比如说他解释“适事为故”时讲：“世间疾病导致人死亡的占十分之三，而药物导致人死亡的占十分之七，都是因为内心不明白阴阳虚实的道理。就像痨病不一定会立刻致人死亡，想要消退潮热，频繁使用寒凉药物，就会导致脾泄而无法救治了。噎隔不一定马上就会导致死亡，要是想要打开那郁结之气，频繁使用香燥之药，那么三阴就会闭结从而津液枯竭了。水肿不一定马上就会导致死亡，要是想要利水，频繁用味道淡且能渗湿的药物，那么阴气就会消亡而形成阳水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不容易一一列举出来。掌握着生死大权的人，怎么能够不知道病症好转就停止用药的道理。”用实际例子把“适事为故”解释成“中病即止”，非常契合临床实际情况。
总之，新安医家之中，多数人都全心专注地钻研《内经》，重视通过考证来校正注释经文中存在的错误疑惑之处，参与临床实践以阐释发挥经旨当中深奥蕴藏的含义，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后来的学习者去研习《内经》，并非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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