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叔七次出征抗疫，中医治疫历史源流分享

按照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部署情形，在7月28日这个时间节点，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的张忠德教授，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德叔”，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南京工作组专家的身份，从云南瑞丽转向南京，去开展指导当下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之行。这一回是自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起始以来，德叔所进行的第七次外出执行任务。

历经征得德叔本人同意这一过程，《纪录中医》会分三期去发布由他以及中医同道们共同编写的文章，以此来分享中医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是怎样应对的。在本期当中，主要是针对中医治疗“疫病”展开历史探源工作，进而分享轻型病例医案信息咯。

这篇文章，是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医案精选》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主审：张伯礼

主编：张忠德 邹旭

副主编：黄东晖 颜芳 李际强 奚小土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这是一长串人名，分别是丁邦晗，王一婷，王进忠，尹鑫，孙良生，苏艺胜，李际强，杨彩凤，邹旭，张俭，张忠德，张清华，陈水林，陈亚辉，陈鹿鸣，周袁申，周耿标，郑丹文，钟子劭，秦新东，奚小土，郭建文，陶兰亭，黄东晖，黄凯锋，舒昱立，曾靖，温万鑫，谢东平，蔡彦，蔡书宾，蔡俊翔，颜芳，潘宗奇。

第一节 中医治疗“疫病”的历史源流

同疾病持续斗争的历史，便是人类的发展史。中医学历经数千年的积累以及发展，对疾病的认知持续深入。经由临床实践的不断充实且丰富，辨证论治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并发展，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名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COVID - 19 疫情，中医学把它归属到“瘟疫”、“疫病”、“疫疠”、“疫毒”这类范畴里。《说文解字》讲：“疫，民皆疾也。”随着这项影响全球的疫情的发展，它对人类的生命跟前安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构成了重大威胁。

环顾中医药防控瘟疫的过往历程，于春秋战国时期有《黄帝内经》，东汉时期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隋代时出现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再往后至明代有吴又可的《温疫论》，清代有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经由持续的探寻与实践，在针对疫病的病因病机方面，在证候特点方面，在治则治法方面，在预防调护方面，在管理制度等方面，构建起了一整套完备的理论体系。

一、先秦两汉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萌芽

依据《史记》以及《后汉书》等相关史料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从公元前770年春秋时期起始，一直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的时候，期间总共已经产生过将近40次瘟疫大规模流行的情况。

“春时有痟首疾”，这是《周礼·天官冢宰》里所说的，“夏时有痒疥疾”，同样出自该书，“秋时有疟寒疾”，也是其记载内容，“冬时有嗽上气疾。”它表明周朝人已然留意到疫病具有季节性以及流行性这一情况。

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认识到了瘟疫发生跟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体正气在抵抗瘟疫里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对疫病的预防思想等，也都有详细的论述，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基础。

东汉时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系统归纳了前人防治疾病的经验，它是应付东汉末年大规模流行疫病而撰写的。这《伤寒杂病论》构建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许多经典方剂如今依旧广泛运用于临床，给后世防治瘟疫给予了有益借鉴。

《黄帝内经》提出了“厉”的病名与疾病特点，其所载“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厉大至，民善暴死” ；这部著作还提出了“温厉”的疾病称呼与病症特征，例如上述相关记载；它也提到了“温病”的病名及特点，像那些所记录的内容 ；另外还指出瘟疫的发生和气候反常存在关联，就如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里记载的“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垫虫出见，流水不冰……其病温厉”。

《素问·刺法论》表明五运六气的变化是造成疫病的关键缘由，这与“伏气”存在关联，《素问·本病论》同样指出这点。《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还着重强调正气的强弱是决定瘟疫侵入人体后是否引发疾病以及病情轻重的因素，就如同《素问·刺法论》所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就瘟疫的发病特性而言，《素问·刺法论》表明“均相互染易，不分大小，病状相仿”。在治疗层面，《素问·本病论》给出“治之以泄之可止” ，还有“可寒之泄之”。虽说未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法与药物 ，然而其“泄之可止”的想法给后世医家带来诸多启发。

两汉之际，战事频繁发生，因多重因素促使疫病得以出现并盛行起来。在《后汉书·第五种离宋寒列传》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建武十四年，会稽出现大规模的疫病，死亡的人数以万来计算。”东汉时期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里讲道：“我的家族向来成员众多，将近两百人，自建安纪年开始……那些死去的人，达到了三分之二。”上述这些记载体现出该时期发病拥有很强的传染性，能够广泛地进行传播，给众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伤寒论·平脉法》指明：“伏气之病，凭借意去候察，于当下这个月里，存有想要出现伏气的情况。”温病产生呢，其范畴除去寒冬时节感受寒气、到了春季、夏季才发病也就是伏气发病这种类型之外，另外还有那么一类，是源于气候出现反常状况，也就是“并非那个时节却有那种气候特征”进而产生的由“时行之气”引发致病。张仲景创建了六经辨证，确定了众多治理原则以及治疗方法，给后世治疗疾病时用药奠定了根基。

二、魏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梁国的民间，设立了“收养疠疾”，并且“男女别坊”，这成为了我国民办病坊的最早记载。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这表明当时已经采取了对密切接触但尚未发病者的隔离措施，这当属瘟疫中为切断传染源而采取隔离措施的最早文档记录。

广隋代的疫病隔离制度被唐代沿袭，像释道宣所著《续高僧传》里记载，有疠人坊，它收养穷困患病之人，男女分在不同的坊，四季都会提供供给，务必使其周全给予。

葛洪 《肘后备急方》

东晋时期，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当中，记载了数量较多的防治疫病的治法，以及方剂，其剂型，还有药物使用方法都极为丰富，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借助雄黄、雌黄、朱砂等药物，制成药囊佩戴在胸前，挂于门户之上，烧烟熏居所，这种防治疫病的方法，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颇为巨大。

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为代表阐述隋代对瘟疫认识与论述，其把瘟疫病原称作“乖戾之气”，意为不正常的运气。《诸病源候论·伤寒病诸候下·伤寒令不相染易候》记载“伤寒之病 ，是人因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的 ，这不会染着他人……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的 ，这多半会相染易。所以必须预服药 ，以及采取方法来防它” ，此将疾病传染性作为伤寒与温疫鉴别点 ，发病因素是“岁时不和 ，温凉失节” ，也就是气候异常。

人感“乖戾之气”使之成为病因，病害呈现传染性，且致病性强、预后状况不佳，应做的举措是预先服用药物或运用其他办法来予以预防，极具传染性的瘟疫的发病因素、病因、传染性以及预防措施被明确提了出来。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觉得，尽管疫病的发生没办法避免，可是“能以道御之”，所以其收录并且创立了较多预防疫病的处方，以脏腑辨证作为纲领的“五大温证”说，对病机、症状以及方剂治疗进行了详细论述，构建起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

王焘在《外台秘要·温病论病源》里记载，“冬时伤非节之暖，名为冬温之毒”，“人感乖候之气，未遂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始发” ，表明冬温之毒跟普通伤寒可不是一回事儿，是“天行之病” ，发病的因素乃是冬节应寒却暖，也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 ，病因是“人感乖候之气” ，给后世医家对该病的认知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根据。

三、宋金元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丰富

宋代郭雍所著《伤寒补亡论》对上《伤寒论》里未能详尽论及的“时行瘟疫”做了补充，其具有的独到见解比各家都要超出，在治疫领域提出“各因其时而治之”，主张针对瘟疫治疗时要对时令加以区分。北宋时期运气学说流行，医家大多结合运气学说去诠释疫病，像《圣济总录》的六十年运气图以及南宋陈言的运气十六方，将运气学说在疫病方面的应用推进到了历史新高度。

金元那个时期，虽然社会一直处于动荡变迁的状况之中，然而学术方面展现出非常之活泼的争鸣态势，在传统中医学领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流派，当中格外具备代表性的人物具体有刘完素，还有李东垣，再有张从正以及朱震亨，在历来的史书当中他们被合称为金元四大家。

这一阶段，针对各类疫病的理论以及实际防治的经验均有了显著提升，于对前代学术予以继承与发展的根基上，渐渐萌生了诸多全新的认知。当中刘完素依据当时疫病扩散的特性，提出“六气皆能够转变为火”，凭借火热病机来阐释疫病，在其《伤寒标本心法类萃》里专门设置“传染”这一卷，其中记载有“但凡伤寒疫疠这类病症，怎样去区分呢？大概脉象并非浮象的，就是传染所致”，并且在治疗方面大胆进行创新，倡导着重施用寒凉药物来治疗疫病。

和刘完素处于同一时代的张从正，同样持有这样的相同看法，觉得“伤寒、温疫、时气、冒风、中暑，都是四季里不正规的气候”，在进行治疗的时候，不可以全都采用辛温的药剂，而是要依据不同时间和地点来采取适宜的方法，且创建了治疗疫病的歌诀—— “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蚕二大黄，姜汁为丸如弹大，井花调蜜便清凉”。总而言之，张从正把祛邪看得很重要，对于汗、吐、下这三种方法的运用有着独特的见解。

李东垣凭借“气虚阴火”来议论病机，通过“内伤热中”辨别疫证，运用“甘温除热”医治疫病，从而创立了补土论，还创制出补中益气汤，给后世树立起扶正用以祛邪的典范。朱丹溪使相火论得以发展，倡导在治疗当中较多地运用滋阴之法。王好古的《阴证略例》汇总阴证论的成果，完善了疫病的阴证学说。这些都对疫病学说理论体系的丰富以及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明清时期瘟疫防治理论的成熟

明清那个时期，战事发生得很频繁，疫病也特别猖獗。按照文献所记录的情况来看，明清的时候出现疫情大概有140次。在这样的背景状况下面，众多的温病医家凭借治疫的实践，催促着疫病的治法以及理论有突破创新，以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作为标志，慢慢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学说，也就是后来的人所说的温疫学派。

吴又可 《温疫论》

在明代时期有一位医家名为吴又可，他编撰塑造出了我国医学发展历程史上首部关于温疫学的专门著作《温疫论》，这本著作给后来世人温疫学学说朝着未来方向的发展筑牢了根基，奠定了基础。

吴又可在《温疫论·自叙》当中所说的“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提出了“异气”是致使温病发生的缘由。《温疫论·原病》所讲的“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人”，明确地指出来了口鼻传染的路径。在治法方面，吴又可提出“以逐邪为第一要义”并且创制了“达原饮”用来治疗疫病，为后续温疫学说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继明代医家吴又可之后，疫病认识在逐步地深化，辨证方法也日益趋向成熟。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此方法成为了温病学辨证的基本纲领。其所著的《外感温热篇》，提到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还提到了“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指出了疾病感染途径以及病位所在。

喻嘉言在《尚论篇》里讲了这样的内容 ，说在未生病之前 ，预先饮用具有芳香气味的正气药 ，那么邪气就无法侵入 ，这是最好的做法。若邪气已经侵入 ，那么赶紧把驱逐秽浊当作首要之义。上焦如同雾气 ，要使之上升并驱逐邪气 ，同时还要加以解毒 ；中焦好比是泡着的东西 ，要疏通并驱逐邪气 ，同时也要加以解毒 ；下焦犹如沟渠 ，要使之通畅并驱逐邪气 ，同时也要加以解毒 ，他把疫病按照上中下三焦来进行论治。

薛雪所著《湿热病篇》谈及三焦，表明湿热病医治应当基于分解湿热，划分三焦，进而提出气化三焦的看法。

吴鞠通所著的，名为《温病条辨》那本书，确立了这样的内容，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还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以及“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的三焦温病治疗原则，正式形成了三焦辨证的辨证纲领。这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呀及处方选药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临床范例。

有医生将各家辨证方法融合，像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里讲的，“用六经涵盖各种病症，这是确定的总方法”，“用三焦概括疫证，这是变通的快捷方法”这种观点，把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脏腑辨证融合在一起，倡导“寒温统一”来治疗疫病。

王孟英所著《温热经纬》当中记载的“伤而马上就生病的是伤寒，没有马上生病的是温热”，表明温病新感、伏气是同时存在的，在认识方面不能有所偏重；并且对于伏气温病的临床特征以及治疗方法，王氏同样有着诸多深刻且精准的论述。

《温疫论》产生了影响，于此基础之上，温疫学说得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戴天章所著《广瘟疫论》的卷 four，确立了针对温疫进行治疗的“汗、下、清、和、补”这五大疗法。就好像余霖所写的那个《疫疹一得》当中，着重强调温疫治疗应以清为主要手段，把清热解毒以及凉血滋阴当作治法，创制出清瘟败毒饮为治疗疫病所用，为这个温疫病找到了新境地的治疗开拓了地盘呢。

此外，刘奎所著的《松峰说疫》记载，“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还提到“试观人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其认为苍蝇乃是传播疫病的重要媒介，刘奎首次创立了“瘟疫统治八法”，对中国古代预防温疫之法进行了总结，撰成了“避瘟方”，并且提到了许多具体的防疫措施。

晚清，杨栗山所著《伤寒温疫条辨》明确指出，空气是致使温疫流行的重要环节之一，水也是致使温疫流行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创立了一种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以中焦病变作为中心，以疫热怫郁作为病机关键，以中焦传至上下表里作为传变形式。在治疗方面，以“逐秽”作为第一要义，此治疗贯穿着宣、清、通这三大治则，还自创了以升降散作为总方的方剂来治疗疫病。

综上所述，中医学里的疫病学说，是众多历代医家，历经与疫病顽强且艰苦的抗争后逐渐形成的，温病学说同样如此。这些著作所论述的病种存在局限，不容易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过它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发展以及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为后世瘟疫的治疗，提供了临床借鉴。